原標題：著名學者、嘉峪關魏晉墓的發掘者張朋川講述——嘉峪關魏晉墓發掘始末

　　嘉峪關魏晉墓六號墓的畫像磚上侍女手持三股叉串好的烤肉　馬希平　攝

　　嘉峪關魏晉墓六號墓的畫像磚上魏晉時期河西地區牛羊成群的景象　林立平　攝

　　嘉峪關魏晉墓六號墓前室　馬希平　攝

　　胡楊

　　2023年12月，張朋川老師應邀嘉峪關長城講堂，講述50多年前考古挖掘嘉峪關魏晉墓的情形，隨著張朋川老師動情的講述，時光仿佛倒流，我們又回到了那個如火如荼的年代。

　　位于嘉峪關市東北20千米處一片廣闊無垠的大漠上，散布著1400多座魏晉時期（公元220-419年）的地下壁畫磚墓群，這便是著名的魏晉古墓群，被譽為“地下畫廊”。

　　嘉峪關建于明洪武五年（1372年），是明代萬里長城的西起點，是九邊重鎮之一，歸肅州衛所轄。后漢時，這里是“玉石障”，五代稱“天門關”。到了魏晉時期，戰爭頻發，特別是晉懷帝永嘉四年（公元310年），先是蝗災，后是瘟疫，接著是內亂，中原戰火紛飛，餓殍遍野，但河西偏安，許多士族和學者紛紛移居河西，造成了河西少有的和平安寧與富庶祥和，因而，有了這些光彩照人的墓葬壁畫。

　　主持參與了嘉峪關新城魏晉壁畫墓、酒泉丁家閘十六國壁畫墓考古發掘的張朋川教授，長期從事美術考古和中國藝術史研究。出版專著十余種，發表論文一百余篇。

　　戈壁探寶

　　說起嘉峪關新城魏晉壁畫墓的考古發掘，張朋川教授歷歷在目，仿佛就在昨天：

　　1972年春，當地村民在修干渠時發現了兩座古代磚室墓。嘉峪關市文教局聞訊后，立即組成嘉峪關市文物清理小組，由文教局干部宋子華帶領對這兩座墓進行清理發掘，按發掘順序編為一號墓和二號墓。在一號墓內發現了壁畫，由于壁畫需要保護和臨摹，嘉峪關市文教局請甘肅省博物館派人協助。省博物館派呂思齊和張朋川前往，分別進行對壁畫的化學保護和臨摹工作。

　　當年四月下旬，張朋川一行來到嘉峪關新城墓葬的發掘現場，在廣袤的戈壁灘上，一陣又一陣風從古墓封土上吹過，揚起的塵土像旋動的煙柱，使人格外感到春寒料峭。

　　一號和二號墓同在一個方形塋圈內，張朋川教授認為，兩墓主應為親族關系。一號墓的規模比二號墓略大，墓門上有高達4.2米的門樓式照墻，這是以往發掘的漢代磚室墓從未發現過的，在墓門上有一連檐闕門，闕斗上繪著星云紋，在闕柱左右各有浮雕的牛首人身或雞首人身的守護神，表示著闕門是象征著天門。闕門之上還雕刻或彩繪著異獸、奇禽、雷公、力士等仙靈。這種在墓門上建造飾有天門和仙靈神獸的高大照墻，則是以后在嘉峪關新城墓葬發掘的壁畫墓中共有的特點。一號墓的墓道只清理了墓門的一段，張朋川一行由此進入墓內，墓有前后室，前室兩側各有一個小耳室，在前室四壁都有以一塊磚面為畫面的多層壁畫，大部分繪著壁畫的磚已被嘉峪關市文教局清理小組卸下，后室只在后墻飾有壁畫，畫著墓主人享有的絹帛絲束等物品

　　嘉峪關市文教局騰出一個辦公室作為張朋川一行的工作室，張朋川一行對分期分批從一號墓中拆下的壁畫磚進行臨摹和化學處理保護。張朋川根據剛打開墓穴時對前室四壁分別拍攝的照片，對拆下的壁畫磚逐一編號，當時共編了57個號。一號墓的部分壁畫有朱書榜題，分別為“耕種”“牧畜”“井飲”“塢”等。在一幅壁畫上繪著坐在榻上的墓主人，墓主人兩側分別題著“段清”“幼挈”，張朋川教授認為，應是墓主人的姓名和字號。一號墓有的壁畫中的人和物作上下兩層排列，這是漢畫常見的構圖方式。在畫上標有榜題，這種方式，也常見于漢代壁畫和畫像石。而當時甘肅很少發掘過魏晉十六國時期的墓葬，而一二號墓出土的錢幣為“半兩”“貨泉”和“五銖”銅錢。因此當時認為一二號墓是屬于東漢晚期的墓葬。

　　三號墓的壁畫當時編號的有79幅，后來將閣門上和三角形邊飾上的畫面也計算在內，共計有122幅壁畫，在新城壁畫墓中是壁畫數量較多的一座墓。由于三號墓中有多幅大型壁畫，拆卸壁畫磚來進行保管的方法已不可取，只能采取就地保護的方案。因此，對三號墓壁畫的臨摹工作也只能在墓內進行，為了保證能夠持續地在墓中臨摹壁畫，就必須選擇在三號墓附近居住。但距離發掘現場最近的村莊也有3公里，張朋川聯系發掘工地最近的水管所，找到一間廢棄的房間，沒有門，就用一條麻袋做擋風的門簾。發掘人員自己起伙立灶，糧和菜蔬都從嘉峪關市區運來。由于臨摹的工作量很大，又請甘肅省博物館的張清翔來嘉峪關參加臨摹工作，墓里的臨摹條件很差，靠柴油機發電，燈光很微弱。封土距墓底的深度達十米以下，上了水色的紙一下不會干，有時不得不用電燈的熱度將染水色的紙烤干，有的壁畫距離地面很近，人坐在小凳上還要伏下身子，才能面對壁畫進行臨摹，有的壁畫高達兩米多。回想起來當時的工作和生活條件都很差，但大家克服了許多困難，還是盡可能仔細地進行了記錄、測繪、攝影和臨摹，取得了基本的考古資料。

　　判定年代

　　張朋川老師還參加了三號和四號墓的文物清理工作。在整理出土銅錢時發現兩枚帶有內郭的小五銖，制作比較精致，這種形制的小五銖為以往發掘的漢墓所不見。張朋川手頭的古錢幣參考書只有一本彭信威著的《中國錢幣史》，書中認為這種銅錢為“蜀五銖”，并附有“蜀五銖”原大照片，與三號墓出土小五銖樣式相同，而“蜀五銖”應是三國時期的錢幣。因此，張朋川一行對新城已發掘的四座墓葬的年代進行了重新思考和審議。在整理二號墓的出土文物時，有一件寫有朱書文字的灰陶壺，大部分文字漫漶不清，起首的文字為“甘口=口”，按常例應寫的是年號，以“甘”字作頭的年號只有“甘露”，自西漢至十六國前秦，以“甘露”作年號共有四次，從墓葬形制和出土文物來看，以三國魏高貴鄉公曹髦的“甘露”年號的時代特征最符合，曹魏甘露二年為公元257年。二號墓還出土了兩把骨尺，長度為23.8厘米，要略晚于東漢的尺度。此外，已發掘的墓室壁畫中的官吏的乘輿已不是漢代習用的馬車，已改用牛車，而魏晉以后才流行用牛車，張朋川教授和同事們認為：從這些方面看，新城發掘的這四座墓葬應略晚于東漢。

　　五號墓為雙室墓，在前室有兩個盜洞，盜洞下的流沙和淤土把前室西壁下部掩埋住了，但其他部位露出的壁畫十分精彩，而且畫面表現的內容互不重復，尤其東壁北側下部有一幅大型壁畫《武官出行圖》，場面宏大，色彩絢麗，筆法生動，是新城壁畫墓中藝術水平較高的作品。張朋川教授當時即將五號墓中一些壁畫拍攝下來，并整理新城已清理的四座墓（包括五號墓的部分壁畫）的發掘簡報，根據壁畫中的輿服制度、出土文物和墓葬形制，張朋川和同事們將嘉峪關新城的這四座墓的年代定為東漢晚期至魏晉，在簡報送交后的編審過程中，有關人員認為墓葬下限定為魏晉時期的根據不足，在《文物》雜志發表的簡報的題目改為《嘉峪關畫像磚墓》。

　　五號墓前室的淤土也清理干凈，墓門上門樓和前、后室共有壁畫75幅，其中有犁地、耙地、耱地、打場、揚場等一系列反映當時農業生產活動的場面。還描繪了采桑、果園飼養家畜、少數民族放牧、狩獵等場面。前室北壁東側繪著“驛傳圖”，是表現古代郵驛珍貴的形象資料。

　　六號墓為三室墓，前、中、后室都繪有壁畫，共有137幅。壁畫保存較好，黑色和紅色仍很濃艷。在中室西壁和南、北壁西側有一排以七塊磚面組成的“文吏出行圖”，猶如一幅展開的長卷畫，從圖中出行隊列的前后有執笏和捧劍的從吏來看，墓主人具有千石以上的身份，然而乘坐的是牛車，這是始自魏晉才成為時尚的乘輿。六號墓壁畫中有一幅“牽駝圖”，留著胡子的牽駝人戴著尖頂高帽，是目前中國繪畫中最早出現的牽駝人形象。該墓壁畫中的“胡女采桑”“博戲”“屠夫擊牛”“宴享”等畫面上的場景也很有特色。

　　發掘七號墓時，已至12月，戈壁灘上寒風凜冽，考古發掘的工作條件日益艱苦。七號墓也有長而寬的墓道，墓門上的照墻是已發掘的新城壁畫墓中最高大的，高達6.6米，上面滿飾雕刻彩繪，顯得格外壯麗。七號墓為三室墓，前、中、后室也都繪有壁畫，共150幅，也是新城發掘的墓穴中壁畫最多的一座。但該墓在古時曾進過水，壁畫因浸泡而褪色。在前室有一排由磚畫組成的《武官出行圖》，從儀仗的規格來看屬于中級的武官。墓中出土了一顆碳精石私章，印文為“王霑　印信”，由此可知墓主人的姓名。還出土了30枚蜀五銖銅錢，一件雙提耳桶形銅罐，為魏晉時期西北地區出現的銅器樣式。在此之前，六號墓出土的醬色釉小壺和漆槅（亦稱多子盒），也為魏晉墓中帶有時代特征的器物。因此新城六七號墓已明顯地呈現出魏晉墓葬的特點。

　　價值不菲

　　自1972年4月至1973年9月，陸續在嘉峪關市新城發掘了八座墓葬，經過綜合分析屬于魏晉時期墓葬，是甘肅首次大規模發掘的魏晉墓群，其中六座為壁畫墓，共有壁畫620幅，為魏晉墓室壁畫最大宗的發現，充實了原本很缺乏的魏晉繪畫實物資料。

　　嘉峪關新城魏晉壁畫墓的發掘，使人們逐步認識了河西地區魏晉十六國時期墓葬的特點。不僅填補了中國繪畫史這一時期繪畫實物資料的空白，而且以年代接續的壁畫考古資料，系統地展現了由漢畫發展演變為晉畫的過程，無愧為“地下畫廊”的稱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