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書法史上有兩位圣人，一位是東漢的“草圣”張芝，另一位是東晉的“書圣”王羲之。說起張芝和王羲之，不能不說起“墨池”和“蘭亭”。北“墨池”與南“蘭亭”，已成為臨池學書的本源和象征。

　　“蘭亭”在會稽山（今浙江紹興城外的蘭渚山下），“墨池”在敦煌漢唐古城黨河西岸。二者相映生輝，光耀華夏。這里，專就“張芝墨池”的話題說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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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昔人精篆素，盡妙數張芝。草圣雄千古，芳名冠一時。

　　舒筆行鳥跡，研墨染魚緇。長想臨池處，興來聊詠詩。

　　這是“敦煌遺書”中唐人《敦煌廿詠》之《墨池詠》，描寫的是“張芝墨池”及張芝在敦煌學書的雅事。據敦煌學專家李正宇先生考證，《敦煌廿詠·墨池詠》的寫作年代，當在公元848年至871年之間。在此之前，敦煌就已經有人對“張芝墨池”遺跡進行了尋訪。

　　據敦煌遺書《沙州都督府圖經》及《敦煌簡史》（張仲）記載，“張芝墨池”在郡城（今敦煌漢唐古城遺址）東北一里效谷府東南五十步北府張。因年代久遠，池已淹沒。唐開元四年，敦煌縣令趙智本訪得遺跡，于池中掘得一石硯，長二尺，闊一尺五寸，疑即張芝之古物。乃勸張芝第十代孫上柱國張仁會等在池旁立廟，并塑張芝像于廟中，供人瞻仰。后來，“張芝墨池”便在敦煌口口相傳。由此可見，張芝在敦煌北府張臨池學書是傳有所據的。后據文物工作者實地勘測，“張芝墨池”位置即今黨河古河床（黨河風情線）西岸敦煌市古城社區樓下，與歷史記載非常吻合。

　　從史載和詩詠可知，“張芝墨池”在敦煌早已是實至名歸，而且在唐代，已有人對張芝墨池遺跡進行詩詠并有歷史記載。

　　往事越千年，墨池魂猶在。如今，古城社區的老住戶，都說這里是“張芝墨池”舊址，這是祖輩給他們講的。他們還講出一段親歷的往事：上世紀80年代初，一家建筑公司在這里修樓房清理地基時，挖掘機挖出了一攤黑淤泥，透出淡淡的墨香。有人認為這就是“張芝墨池”，建議暫停修建請文物單位證實。后來，由于諸多因素，此事不了了之，“張芝墨池”從此被壓在高樓之下。

　　2009年7月，《敦煌書法》紀錄片攝制組在敦煌古城黨河西岸尋訪張芝墨池時，敦煌學專家李正宇指著前面一片樓房說，就是這一帶當年曾挖出來很多黑泥，很可能就是墨池所在地。當時，李老先生一直深情地看著那里，嘴里一直不停地念叨：“就在這片房子下面，這一片房子，就是這一片，墨池所在地，墨池所在地……”遺憾和惋惜之情溢于言表。

　　如今，站在黨河大橋上，面對熙熙攘攘的車輛人流，密密匝匝的樓群，殘存的敦煌古城中，“張芝墨池”再也無跡可尋。只有上了歲數的老人說，那片樓群下就是張芝墨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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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面說了墨池，下面談談張芝——

　　綜合諸多史料及詩詠，張芝，字伯英，東漢人，生年不詳，卒于漢獻帝初平三年（公元192年），為東漢名將張奐的長子，籍貫為敦煌郡淵泉。那么，張芝為淵泉（瓜州）人，“張芝墨池”為何在敦煌而不在瓜州呢？話還得從頭說起。

　　張芝本為前漢司隸校尉清河張襄的后裔，后襄子西遷敦煌，子孫世居敦煌縣城北府，故又號“北府張”。這就是說，張芝祖籍敦煌郡瓜州淵泉，后隨父張奐遷居敦煌，并在黨河西岸北府張臨池學書，終成“草圣”大家，與“書圣”王羲之并駕齊驅，雙星閃耀，成為中國書法史上的兩座高峰，千百年來令人敬仰！

　　張芝出身宦門，父親張奐曾任東漢封疆大吏，一生為官清廉，不事權貴。好的家風，這對張芝“少有操節”的性格是有直接影響的。

　　張芝在北府張勤學上進，酷愛讀書，尤喜書法，時人認為他以后不是文宗就是將表。當時太尉和地方官吏累次征召，讓張芝入朝為官，都被他拒而不就，尤顯風骨，故有“張有道”之稱。張芝一生潛心書法，樂此不疲，“家之衣帛，必書而后練，臨池染翰，水為之墨。”于是，“墨池佳話”風傳敦煌和絲路，前來拜師學書者更是絡繹不絕。

　　敦煌民間傳說，張芝在北府張臨池學書時，曾與老師的千金香蓮志趣相投，喜結良緣。老師特備嫁禮白帛三匹，供他練字所用。張芝與香蓮讀書習字，夫唱婦隨。張芝用竹簡練習隸書、楷書，用白帛練習草書。竹簡、白帛寫滿了字，香蓮就在池水中洗凈，待晾干了再用。這樣日復一日，年復一年，清澈的池水都變成了墨色，時有淡淡的墨香撲鼻而來。因此，人們就把這水池叫作“洗墨池”和“張芝洗墨池”，一時傳為千古佳話。

　　張芝的書法，精勁絕妙，行、隸見長，尤精草書，其書體一筆到連，連綴不斷，氣脈通聯，好比驚蛇入草，飛鳥入林，古人謂之“一筆飛白”。值得一提的是，張芝在師承前人的基礎上，敢于超越前人，變“章草”為“今草”，創造了中國書法史上獨特的書法形體，被時人稱為“草圣”，就連晉代大書法家王羲之也推崇道：“漢魏書跡，獨鐘（繇）張（芝）兩家。”

　　張芝的書跡，保存在《淳化閣帖》中，分別為《冠軍帖》《終年帖》《今欲歸帖》《二月八日帖》《秋涼帖》五帖，尤其是《冠軍貼》，可謂張草的典范。他并著有書法理論文章《筆心論》，可惜由于兵荒馬亂，年久散佚不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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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芝的書法，對后世影響很大。遠的不說，就說說張芝書法的傳人——索靖。

　　索靖（公元239—303年），字幼安，西晉敦煌龍勒（今陽關鎮龍勒村）人，為張芝的姊孫。索靖青年時期就有“逸群之量”。他與同鄉氾衷、張甝、索紒、索永同在太學讀書，他們才藝絕倫，馳名四海，被稱為“敦煌五龍”。索靖書法上受張芝的影響很深。他以善寫草書知名于當時，尤精章草（章草是隸書草化后的書體）。晉武帝時，索靖與另一個書法家衛瓘，同在臺閣供職，瓘充尚書令，靖任尚書郎。由于他們二人在書法上獨具風格，當時被書法界譽為“一臺二妙”。意謂他二人的書法與張芝有很深的師承關系。因此，論者認為“瓘得伯英（張芝）筋，靖得伯英肉”。

　　索靖的書法，濃淺得度，氣勢雄厚。古樸如漢隸轉折似今草，歷來被書法家視為上乘之作。他的傳世墨寶有《出師頌》《月儀帖》《急就章》等作品。他還著有《草書狀》一篇，對書法的演變、風格、氣韻、用筆及章法等作了全面精辟論述，深得時人贊譽。索靖還在敦煌莫高窟題壁號“仙巖寺”，為莫高窟早期歷史留下了難得的墨寶。

　　在敦煌不僅成就了張芝一代章草宗師，而且在他的影響下成就了索靖這位“書法亞圣”，使敦煌榮膺了“芝索故里”的美譽，這也是敦煌乃至甘肅和全國書法的幸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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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來，關于張芝的出生地與墨池所在地，主要有兩種說法。一種認為張芝的故鄉在瓜州，墨池也在瓜州。一種認為張芝的故鄉是瓜州、敦煌，墨池在敦煌。

　　筆者認為，第一種說法不夠全面，說張芝的故鄉在瓜州基本上是對的，但說墨池也在瓜州，就有悖歷史，難以自立了。第二種說法關于張芝的故鄉是瓜州和敦煌，筆者認為也可成立。張芝雖然出生瓜州，但他少年隨父遷居敦煌，在北府張臨池學書，敦煌可以說是他的成名地，也可以說是他的第二故鄉。

　　接下來，順便說說“草圣故里”。關于“草圣故里”，目前也有兩種說法，一說是瓜州，一說是敦煌和瓜州。筆者認為應尊重歷史，順應時代。綜合二者，筆者認為稱“草圣故里”為“敦煌、瓜州”更符合歷史和現實，因為漢代瓜州淵泉屬敦煌郡轄區。而瓜州是張芝的故鄉，敦煌是張芝的故居，這種情緣是源遠流長、不可分割的。

　　蘇軾有詩云：“此心安處是吾鄉。”意謂人的心靈能夠安定的地方就是故鄉。比如鐵人王進喜出生在玉門，但他的主要經歷和成名在大慶，玉門是他的故鄉，大慶也是他的故鄉。再如，榆林窟雖然在瓜州，但作為莫高窟的姊妹窟，自然屬于大敦煌藝術的范疇。今天，我們打造“大敦煌文化旅游經濟圈”，自然涵蓋敦煌及周邊縣市。

　　據《敦煌簡史》記載，漢武帝“列四郡、據兩關”，始有敦煌郡。“敦煌”二字的含義，據東漢史地學家應劭解釋：“敦，大也，煌，盛也。”取“盛大輝煌”的意思。漢代的敦煌郡所轄六縣：敦煌、龍勒、效谷、廣至、淵泉、冥安，郡治在敦煌。敦煌郡的轄境范圍大致上是疏勒河以西，陽關、玉門關以東的大片土地，包括現今敦煌、瓜州兩市縣及肅北、阿克塞兩自治縣的一部分。1949年后，特別是改革開放后，隨著行政區劃的變更，敦煌郡變為敦煌縣（市），敦煌乃至肅北、阿克塞三縣（市）自然歸屬酒泉市所轄。在共建“一帶一路”的引領下，隨著“大敦煌文化旅游經濟圈”的穩步推進和國字號敦煌文博會落戶敦煌，瓜州及周邊縣市自然也成為其中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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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年9月13日，瓜州縣投資2億元的草圣故里文化產業園及張芝紀念館建成開園。中國書法協會在這里主辦了首屆“張芝獎”全國書法大展。2017年9月15日，全國草書名家匯聚草圣故里，在巨幅絲綢上書寫狂草，追溯草書創立的歷史，緬懷一代草圣張芝……瓜州依托草圣故里優勢，在弘揚草圣文化方面已走在了前列。

　　作為張芝墨池、草圣故居的敦煌，借墨池寶地的東風，揚帆奮進。近年來，敦煌借助首屆“朝圣敦煌”全國書法大展暨“敦煌書法論壇”，文博會敦煌書法展，“芝索故里”書法筆會，敦煌與瓜州書法交流互動等系列活動，重振“芝索故里”遺風，再現敦煌書法新風。最近，敦煌書法家協會積極呼吁新建“芝索紀念館”，恢復“張芝墨池”，讓那段遠去的歷史復活在敦煌，展示在世人面前，其意義是非常深遠的。“大敦煌文化旅游經濟圈”，是一條開放包容的彩虹，已把敦煌和瓜州緊緊地連在一起。

　　撰文/景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