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懸泉置兩千年歷史的重光

　　出土谷物（資料圖）

　　（資料圖）

　　漆盤（資料圖）

　　敦煌懸泉置遺址　杜雨林　攝

　　在祁連山支脈三危山山北戈壁坡地的敦煌市與瓜州縣交界處，坐落著聞名遐邇的世界文化遺產懸泉置遺址。今年，正值懸泉置遺址考古發掘34周年、懸泉置遺址申報世界文化遺產成功十周年，《敦煌懸泉置遺址1990—1992年田野發掘報告》正式出版面世。作為漢帝國在漫長的古絲綢之路上設立的一個重要的官方郵驛和接待機構，在西部大漠深處沉睡了兩千年之后，隨著3.3萬枚漢簡的出土和大量出土器物的釋讀，曾經發生在懸泉置的一幕幕中西方政治文化交流事件，接待各級政府官員、外交使臣、皇家公主等歷史故事，絲綢之路上各國使團往來、貿易交流、科技傳播和物產交流等場景重新復活，懸泉置和懸泉漢簡珍藏的歷史密碼和鮮活故事逐漸向我們走來。

　　懸泉置遺址的發現與考古發掘

　　1987年8月25日，敦煌市博物館文博人員和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考古人員共同發現確認這處漢代古遺址。11至12月，敦煌市博物館文博人員兩次調查該遺址，先后采集62枚簡牘及陶片，特別是“敦煌懸泉置嗇夫光以亭行”簡的發現，確認了該遺址的準確名稱是“懸泉置”。

　　從1990年5月至1992年12月，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對懸泉置進行考古發掘。1994—1999年，省考古所組織力量完成對懸泉置遺址出土的簡牘及器物的整理工作。1999年底，完成《甘肅敦煌漢代懸泉置遺址發掘簡報》并發表。1999—2000年，完成對遺址出土所有器物的分類整理、核對、登記、造冊、統計、上架等工作。

　　懸泉置遺址共出土33399枚漢簡（其中有字漢簡21399枚，無字漢簡12000枚），帛書3件，殘紙550余篇，紙質文書13件，墻皮題書180余塊；出土各類器物7250件。該遺址被評為“1991年度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和“八五”期間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2001年被國務院公布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2001年開始，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組織人員制定計劃、擬定發掘報告體例及編寫大綱。2004年，啟動懸泉置遺址發掘報告編寫工作，至2008年完成初稿，2015年定稿。2024年2月，在懸泉置遺址考古發掘34年后正式出版考古發掘報告。2019年12月至2023年7月，甘肅簡牘博物館等單位先后整理釋讀出版《懸泉漢簡》三冊，每冊收原簡約2300枚，計劃2027年完成共八冊出版任務，刊出懸泉漢簡18000多枚。

　　懸泉漢簡明確記載了漢代郵驛傳馬、傳車、職官設置，對郵件的封發、傳遞、簽收也作了記述。記錄外國使團過往、漢朝歷譜等大量簡牘和紙文書、文具，陶器、漆器、銅器、鐵器、玉石器、骨器、木器、絲綢殘片等生產與生活用品，大麥、苜蓿等農作物，馬、駱駝等動物骨骼等。接待烏孫、大宛、樓蘭、于闐、龜茲等西域諸國使者，還有罽賓、烏弋山離、大月氏、康居、祭越、披垣等中亞諸國使者。出土漢簡中有近百枚是關于羌人和匈奴等民族的記載，有300多枚簡牘記載西域、中亞國家往來情況。漢簡中關于漢與烏孫的和親、公主回返、長羅侯常惠多次出使、赤谷城屯田、馮夫人錦車持節完成朝廷使命、烏孫大小昆彌分立以致分別到京師朝拜，都有具體記載。懸泉漢簡中“浮屠簡”的發現，說明大致在公元一世紀后半葉，佛教已傳到敦煌。這對研究兩漢時期西北地區的政治、經濟、軍事、文化，尤其是郵驛交通、民族關系、中原與西域乃至地中海沿岸古代國家的關系及絲綢之路上中西文化的交流至為重要。

　　懸泉置與懸泉漢簡是“我國絲綢之路考古學上的偉大發現”。懸泉置遺址是迄今為止發現的規模最大、保存最為完整的古代郵驛接待機構，是兩漢絲綢之路繁榮的重要標志，也是人類在極端自然環境條件下確保行旅交通得以貫通的典型范例。懸泉置遺址眾多遺存和出土文物，充分展示了亞歐大陸上人類價值觀的相互影響與作用，并為廣泛的文明與文化交流傳播提供了實質性的佐證。懸泉置遺址因其豐富的“全球突出普遍價值”，“申遺”8年后被列入世界文化遺產名錄。

　　懸泉置憑依懸泉水而存在

　　懸泉置的選址設立，憑依懸泉置遺址以南2公里山崖中長流不息的懸泉水。據出土文獻和敦煌唐代文書等記載，該山崖中的這股山泉水，西漢時稱懸泉，唐代稱懸泉水、貳師泉，清代稱吊吊水。敦煌唐代文書《沙州都督府圖經》云：“懸泉水，在州東一百卅里。出于石崖腹中，其泉傍出細流，一里許即絕。人馬多至，水即多；人馬少至，水出即少。”說明懸泉水在西漢之前早已存在，漢代被發現利用并命名。假如沒有懸泉水，懸泉置也將不復存在，懸泉置里演繹的漢王朝的家國情懷和愛恨情仇又將在何處上演？歷史不允許我們假設。

　　懸泉水因地處西北干旱的戈壁大漠腹地，是絲綢之路上過客唯一可飲用的生命之源。在敦煌文書《西涼錄·異物志》《敦煌錄》《元和郡縣圖志》等文獻中記載，西漢貳師將軍李廣利率大軍征伐大宛而返，行至懸泉附近山崖旁，眾將士饑渴難耐，李廣利將軍以佩劍刺山，飛泉涌出，以濟三軍將士，故曰懸泉。

　　據懸泉漢簡記載，懸泉置始建于西漢武帝中期，興盛于西漢昭帝至新莽時期，衰敗于東漢安帝時期，連續存在230余年。至魏晉時期被改建成一座烽火臺。懸泉置的興衰與漢代西域絲綢之路的“三通三絕”有很大關系。懸泉置遺址出土的簡牘中，有明確紀年的西漢武帝時期的簡牘7枚，其中時代最早的元鼎六年簡是關于驛置用馬詔書的抄件，這些文書證明此時的懸泉置已經在運轉，故推測該置的始建年代應在西漢武帝元鼎六年（前111）前后。東漢安帝永初元年（107）為懸泉置遺址出土簡牘中最晚的紀年，此時的懸泉置已走向衰敗，但其徹底廢棄的時間尚難確定。

　　《后漢書·西域傳》記載：漢帝國“立屯田于膏腴之野，列郵置于要害之路。馳命走驛，不絕于時月；商胡販客，日款于塞下。”懸泉置是漢帝國在絲綢之路上設置的重要的國家郵驛與官方接待機構。漢代在河西四郡設立了24個置，其中在敦煌郡就設立了淵泉置、冥安置、廣至置、魚離置、懸泉置、遮要置、效谷置、敦煌置、玉門置、平望置、龍勒置等11個置。諸置間的里程長短不等，距離短的約有24公里，長的約47.5公里，一般在30—35公里之間。在敦煌郡設立11個置，說明了敦煌在經營西域乃至絲綢之路中的重要戰略和軍事地位，也是敦煌地區經濟貿易及文化交流繁盛程度的反映。

　　懸泉置遺址分布范圍22500平方米，是一個塢堡式土木建筑群。塢院平面呈正方形，邊長50米，四角連結處結構緊密，墻體光滑規整，顯系精心設計后一次性筑成。塢院坐西向東，門向正東開，是一座平面呈正方形的高墻深院式的小城堡。懸泉置遺址發現了漢代塢院院墻、角墩、塢院內與塢院外房屋建筑、馬廄、灰坑、灰區堆積、驛道，以及魏晉時期的烽燧和房屋建筑遺跡等。共發現漢代房址29座，因埋藏深度不同，保存狀況差異較大。漢代馬廄2處，灰坑13座，驛道1處；魏晉時期烽燧1處，房址2座。塢院周圍的灰區堆積，文化層甚厚，且地層清楚，紀年序列可靠，記錄了懸泉置興廢過程的重要歷史信息。

　　懸泉置機構設置與懸泉漢簡

　　記載的“違規接待”

　　懸泉置作為絲綢之路上郵件的“中轉站”，官方重要的“接待局”，其接待任務十分繁重。懸泉置是一個縣級管理機構，由懸泉置嗇夫負責全面工作，懸泉置丞等協助工作。置附設的機構有懸泉廄、懸泉廚、懸泉傳舍、懸泉驛、懸泉郵等，形成縣—置—轄—鄉—亭的垂直管理體制。在懸泉置存在的230多年中，來自敦煌郡效谷縣的置嗇夫弘是懸泉置任職時間最長的官員，前后達19年。置內常住人口400余人，其中官吏82人。常備馬匹120匹，常備車輛50余輛。日接待量最大的一次是接待于闐國王，其隨從1074人，這樣大規模的接待，對懸泉置是一個較大的挑戰，僅用壞的杯子就達300多個。還接待樓蘭王及下屬260人以及康居國王、烏孫國公主等達官貴人。懸泉漢簡中記載的國家有30多個，主要是官員路過懸泉置的記錄。

　　懸泉置遺址出土的漢簡冊書中，反映接待賬單的完整簡冊有《元康五年懸泉置過長羅侯費用簿》《懸泉置廚食簿》《元康四年懸泉置雞出入簿》《神爵二年懸泉廄佐迎送日逐王廩食冊》等。這些簡冊為研究懸泉置錢物來源、接待規格、消費情況、中原與西域外交關系等提供了重要的歷史佐證。

　　懸泉漢簡中有一冊《康居王使者冊》，全文7枚，293字。所記永光五年（前39）康居王使者一行前來中原朝貢。按朝廷規定，他們進入漢地后的食宿由沿途安排，所帶貢物由地方官員進行合理評估。但他們沒有得到這樣的官方接待，一路飲食自己負擔。當地官吏在評估進貢的駱駝時未讓康居王使者現場參加，把肥駱駝評定為瘦駱駝，本來是白駱駝卻被指為黃駱駝，“不如實，冤。”朝廷得到康居王使者上訴后便下文追查此事。此冊中我們也可一窺“使者相望于道，商旅不絕于途”的古絲路盛景。

　　懸泉置出土的一枚屬于“米的支出簿”簡，記載了兩千多年前張君夫人及奴婢一行4人從金城郡出發，一路西行，跋涉千里前往敦煌，路過懸泉置時受到傳食接待之事。學者研究認為，在漢朝特定的歷史時期，存在私人食宿傳舍的現象。張君夫人沒有任何官職、爵位，只是枝陽縣長的夫人，卻能在效谷縣懸泉置享受一定規格的食宿，屬于“違規接待”事件。

　　讓歷史文化遺產

　　綻放新時代光彩

　　懸泉置遺址作為世界文化遺產，在共建“一帶一路”倡議的大背景下，必定要有所擔當與作為。2019年，懸泉置遺址保護開發項目展示中心工程獲國家批準建設。2022年10月21日，投資1.48億元的敦煌市懸泉置遺址保護開發項目展示中心工程破土動工。展示中心建筑面積7400平方米，其中地上一層3400平方米，地下一層4000平方米。2023年8月20日，工程主體封頂，整個工程有望在2024年建成投用。沉睡戈壁兩千年的懸泉置，有望在新絲路上恢復“商胡販客，日款于塞下”的昔日輝煌。

　　楊永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