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題】巡禮馬銜山玉文化與文學融合發展考察活動

《禹王書》：文化英雄、民族精神與時代精神的多元呈現

鄭瑩

　　文化英雄作為華夏文明的重要符號，沉淀著華夏文化的優秀文化基因。《禹王書》中，馮玉雷細致整理了華夏遠古時期的文化英雄，通過發掘文化英雄的形象與事跡，精心勾畫出一幅獨具特色的華夏文明史畫卷。他依照文化的傳播演變路徑，為文化英雄們構建了一個穩固的關系圈，并以“溫潤”的精神內核，貫連起整個華夏文明的文化基因譜系。與此同時，他通過重塑文化英雄形象，使其充滿時代氣息，濃縮時代精神精華，從而彰顯出時代的變遷。正如文日煥所言，文化英雄作為文化起源的承擔者，在神話傳承的不斷發展變化中獲得了新理解。他們不僅代表了一個血緣系統，更是一個文化系統的象征。

　　一方面，表現為敢于犧牲、披荊斬棘、上下求索的創業豪情。與《工作與時日》和《神譜》中那些尚武好斗，熱衷于戰功與榮譽，甚至視戰死殺場為人生頌歌的英雄群像形成鮮明對比，馮玉雷刻畫了一群為夢想而矢志不渝、忘我奉獻、砥礪前行的文化英雄。

　　如為追尋“造字夢”而甘守寂寞、堅毅自律、矢志不渝的倉頡形象。倉頡年少成名，因卓越的才能被黃帝委以造字重任。作為造字者的代表，倉頡始終視造字為己任。造字途中，無論是自然界的洪水猛獸，還是安逸舒適的生活，亦或是誘人的“鹿皮裙”與謠言詆毀，都未能動搖他造字的堅定信念。此外，還有那些在平凡崗位上不甘平庸、恪守本職、盡善盡美的“螺絲釘”形象，如羲仲、施黯、鯀等人。在小說中，倉頡曾試圖用權力和財富引誘羲仲放棄旸谷山的勘察工作，卻遭其嚴詞拒絕與驅逐；施黯因多次嘗試研制面食而被部落首領驅趕，即便流浪至閬鳳苑，也未能阻擋他研制新面食的決心；而鯀，作為新時尚的追求者，曾將神圣的愛情視作人生的目標，但為了傳承非遺文化，他毅然放棄了這份美好的追求。

　　另一方面，映現為守正創新、疏堵并舉、德主刑輔的創新精神。小說中，馮玉雷活化了故紙堆里沉睡的文化英雄形象，以“接地氣”“生活化”的敘述方式，增添了文化英雄的煙火氣，強化了他們的道德感召力。

　　如《禹王書》中，作者借倉頡、大禹、女媧三人的文字修繕與重述工作，生動展現了漢字的誕生及演變歷程。文字對于一個民族國家的文明發展至關重要，甚至成為衡量文化是否進化到文明階段的重要標志之一。漢字，作為當代中國居民最為熟悉的事物之一，其背后的故事與意義更是深遠。小說中，倉頡以宇宙萬物為靈感，為漢字的形成與發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當文字不幸被羊群誤食后，大禹另辟蹊徑，在歷史的長河中依托“四重證據”反復求證所丟文字信息，最終完成了文字的修復工作，并簡化了部分字形，使其更易于傳播與使用。洪水爆發后，女媧肩負起打撈和重述文字的重任。在尋找文字的過程中，她悲痛地發現，那些充滿生機與希望的文字，在現實的“洪水猛獸”面前，竟變得面目全非、千瘡百孔。作者借女媧的視角，以“文字”的畸變，隱喻了現實社會中邪惡念頭對事物本質的侵蝕與損害。馮玉雷接受采訪時曾稱，博愛能針灸一切。因而，“愛”也成為女媧恢復文字生機、療治迷茫人性的重要精神良藥。它讓文字變得更溫潤、更有韻味，成為慰藉民眾歷經洪水災禍后焦慮不安、悲觀憂郁心靈的重要力量。

　　此外，文化英雄的創新精神不僅表現在造字事業上，還體現在治洪事業中，并成功將治洪過程中總結出的寶貴經驗跨界應用于社會治理層面。以大禹為例，他推行的“九鼎行動”和《改道方案》都深刻體現了圍堵與疏浚相結合的辯證唯物史觀，彰顯出高瞻遠矚的智慧與遠見。在治理過程中，大禹根據局勢變化靈活應對，對防風和義均等人采取了不同的處置方案，既體現了公正嚴明，又展現了人性化的關懷。在治洪的艱難歷程中，重華以寬容等美德為世人樹立了典范，他深知寬容是化解仇恨、播撒美好的關鍵途徑。因此，他對共工處于流放之刑，希望通過這種方式給予其反思與悔過的機會。而在新紀元之初，大禹則主張規范綱紀管理，實行德法并重的治理策略。他深刻認識到，人性的欲望是犯罪的根源，但僅僅依靠法規并不能完全根除人性的惡。因此，對于嚴重違法的防風，他果斷處以死刑，以儆效尤；而對于罪行較輕的義均，則通過感召使其悔過自新，投身于國家建設之中。

　　值得注意的是，文化英雄的精神內核中始終貫穿著一種“溫潤如玉”、海納百川與美美與共的和合精神。馮玉雷將華夏文化史重要節點的文化英雄置于民族交流、跨時空對話的文化語境中，通過他們的形象與事跡，深刻揭示了中華文明連續性、包容性與和平性的文化特質。

　　首先，在個人層面，表現為認識自己。如鯀已超脫世俗流言的羈絆，學會了與自己自適自處。當遭受誹謗時，他回復道，不干涉他人對自己的評價，更無需為不實之詞辯解。他堅信，胸無穢念，心骨皆清。其次，還表現為一種常與為善的人際關系。作者以鯀以死殉道的悲劇命運，間接揭示了網絡世界中部分民眾因斷章取義、盲目跟風而導致的無節制情感宣泄，進而形成了殘酷的“網絡暴力”。為此，他呼吁道，民眾應摒棄謠言與誹謗，用祝福的花朵和善意的話語來溫暖彼此。最后，在社會層面上，表現為一種海納百川、雍容大度的文化姿態，以及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文化定位。以倉頡為例，他曾擔憂青銅的世俗氣息會玷污文字的神圣性，因此拒絕將文字與青銅結合。女媧也表示，不想讓古老溫良的神圣紋飾附著在青銅器上。大禹就文化磨合過程中，那種試圖規避一切新觀念、新事物的“自我中心主義”提出了質疑。他認為，紋飾的美好源自于淳樸的心靈和高尚的品德，不會因材質的改變而失去其本質。鯀也強調，“新文字”在繼承傳統的同時，吸收不同文化元素會使其更具包容性和多元性。馮玉雷更借四目八瞳之口，強調交織不僅是一種藝術，更是一種開放、包容的精神狀態。

　　注：本文原標題《“重述神話”中探尋文化敘事路徑——論馮玉雷的<禹王書>》，首發于《西部文藝研究》2024年第三期。轉發時略有修改。

　　鄭瑩，蘭州大學文學院碩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國現當代文學，海外華文文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