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寅恪先生指出：“藝術的發展多受宗教之影響。”敦煌書法的產生、形成、發展即是。有學者指出：“敦煌藝術就其職能來說帶有宗教性，它是佛教膜拜的一個因素，從一開始它便具有為佛教服務的使命。”【1】敦煌書法和敦煌各類藝術一樣具有宗教藝術的共同特征：作為宗教信仰的產物，表現或寄托超現實信仰。從這個意義上講，敦煌書法不只是單純記載和傳遞，也不是消遣和娛樂，而主要表現為宗教熱情和信仰的寄托與表達。宗教性是敦煌書法實用性的基本表現，也是敦煌書法首要的基本屬性。

　　1.地域的特定性。作為人類精神活動的產物，敦煌書法風格形式、藝術特征總是受制于一定社會的政治、經濟、文化、民俗、自然條件等諸多因素影響。敦煌在中國板圖西陲要沖，毗鄰西域，是絲綢之路的貿易樞紐，也是歷史上中西文化交流的中心，是我國最早接觸佛教的地區之一。諸如鳩摩羅什、玄奘、法顯等中外著名高僧，都在敦煌留下過足跡。公元三世紀末，高僧竺法護游學西域諸國，求得大量佛經，歸國后在敦煌建立了專門的佛經翻譯場所和敦煌寺院，隨之開鑿石窟。此后八個多世紀，雖經曲折，但宗教文化氛圍和傳承卻始終如一，敦煌遂成了集中書寫和收藏經卷，寄托信教者精神信仰的“朝圣”之所。就是這種獨特的地域和獨特的佛教文化，成就了敦煌書法，使其成為這個地域獨特的文化標記和精神符號。毫無疑問，孕育形成敦煌書法的是這里的宗教歷史和人文精神。可以這樣說，佛教因敦煌而興而榮，敦煌因佛教而起而盛，敦煌書法因佛教敦煌而名而成。

　　2.主體的社會性。據研究考證，敦煌“傭書者”主要包括：專抄各種經籍的官辦抄經機構經坊的工作人員，只抄佛經的寺院僧人，主抄經史子集等的學士（仕或使）郎，民間經生（又叫“寫生”或“書手”）。【2】應該說，這是一個動態變化的龐大群體，并且隨著佛教興盛和官方重視，在民間、官府與宮廷，平民、僧侶與仕人之間的交流互動中不斷壯大、水平不斷提高。從數量看，《敦煌經卷題名錄》所列各階人士203名，肯定只是“冰山一角”，還有更多“具體的書法家失蹤了……”【3】我們只看到了一本本鮮活生動的經卷，卻無法辨識為何人所書。長達700多年時間、留存5萬多件遺書，可證明一點：只有相當數量的“書手”隊伍才能實現。再者，敦煌書法良莠皆有，每個經卷各具情態也證明了這一點。可以認為，只有在特定歷史階段和特定環境條件下，宗教才發揮了其特定的、動員“書法群眾”譜寫“群眾書法”的輝煌篇章，張芝、索靖只是這個星河里的耀眼明星，只有更多的“書法群眾”才成就了廣漠蒼穹里的群星燦爛。

　　3.內容的確定性。從內容上看，敦煌書法實際上就是以宣傳和銘記宗教教義和有關事宜的書法寶庫，是佛教興衰發展的縮影。據公布的敦煌遺書編號及目錄估計，在藏經洞遺書中，從最早的《大般涅磐經》到最晚的《大般若波羅蜜多經》總計約5萬件以上，其中佛經約占總號85%，比例最大，有不同名目之佛經約400種。不僅是一部佛教經典書寫的歷史，更是一部中國佛教興衰、傳承發展的歷史。因此，敦煌書法，因其承載的宗教經典而具有了厚重、深邃和持久的宗教文化價值和書法藝術價值。對此，有學者曾進行過詳盡而極具說服力的論述：“……敦煌遺書中的講經文、某些變文等文學作品，其創作目的既是適應佛教教義宣傳的需要……其藝術形式與佛教的興盛和隨之而來的佛經翻譯文學的大量流行有著特別緊密的聯系。”【4】

　　4.目的的專屬性。對于宗教來說，教經的翻譯復制與抄繕、寫注的目的就是學習和傳播，而且是最為重要的形式和環節。從敦煌書法可以看出，自佛教選擇書法以后，寫經就已經不完全是書法行為，其目的就是以佛學教義為止歸，一方面是用來閱讀，闡宣教化，明道宏法，垂示后人。一方面作為修行手段和基本方法，讓寫經人在寫經過程中止觀修持，虔誠心志，除俗去妄，強化對教義的內在體悟。所以要求書寫工整，字體均勻，易于識別，這是基本要求。在這個基礎上，或秀美，或端莊，或冷峻，或雍容則全憑書者發揮而為之，“寫經體”由此逐漸成熟并成為一種獨特的宗教文化形式。

　　5.功能的實用性。《妙法蓮花經·普賢菩薩勸法品》云：“若有受持讀誦、正憶念、修習書寫是《法華經》者，當知是人則見釋迦牟尼佛……抄寫佛經既有極大功德，所以自六朝以來，寫經和抄經在僧尼和居士中都極為盛行。”【5】可見，抄經和寫經都是宗教行為，而“經生體”的形成只是實用的結果。直接、迅速、準確地實現宗教精神和教義內容的記錄、留存、傳播、宣化、傳承，這正是敦煌書法實用功能的集中體現。這也印證了文字的產生首先在于發揮交流思想表達感情的功能。在現今流存的敦煌寫經中，很大一部分是出自祈佛佑祉的抄經，這說明佛教出于自身發展需要，對于佛經翻譯、記錄和傳抄的文字形式高度重視，而重視的根本原因即在于寫經活動的實用性和目的性。

　　6.觀念的神秘性。敦煌書法是在遠離中原大地的西部敦煌這一非常特殊的地區和佛教十分盛行的特定時期形成的。在這種神秘背景下，宗教所宣揚的靈魂觀、神靈觀、神性觀，與信仰對象、信仰主體和從哲學中吸取的一些思想而勾勒出的神秘性更使宗教作為一種“神秘的意識狀態”，籠罩著寫經以及“寫經體”形成的全過程。首先是對內容的神秘觀念，決定著抄寫態度和抄寫時的心理變化及心靈狀態。同時，寫經的過程也被冠以神圣和神秘，無論是僧人日課還是俗人超度，無論是高手抄繕還是低手習悟，虔誠而崇敬、肅穆而莊重、幽遠而神秘的觀念，甚至對人生理想追求和無限寄托始終蘊含其中：痛苦的解脫、災難的消除、情境的轉移、美好的重現、心靈的寄托和理想的實現等等。一種普通書寫行為因佛教的神秘而被轉化為對理想追求、精神世界無限凈化的神圣，這正是敦煌書法與眾不同的主要所在。

　　7.情勢的主題性。如果說敦煌書法蘊含著宗教的精神力量，那智慧、慈悲、仁愛、平和就是核心主題。統觀敦煌書法，會有一種凈化、向往、崇拜、無我的感受，這實質上就是敦煌書法的精神主旨。無論是書寫的過程中，還是在弘揚、保護和傳承的過程中，這種把筆墨情感寄托于對靈魂世界的美感規范和情感體驗，源自于信仰追求的情勢，表現為客觀地、努力地追求著文字意蘊之美的情態，這不但影響著書寫者的審美走向，也決定敦煌書法的生存價值甚至生命價值。在敦煌書法中，這種基于宗教感情表達出的佛道精神，既有對藝術自由的執著精神，也有對于美好人性的追求精神，最為重要的就是宣示和弘布著慈善與和平精神。700多年的堅持，無數人的努力，數以萬計的成果，都是為了這個主題，表現為這種執著，這是極其難能可貴的。

　　8.體式的嚴整性。敦煌“經書體”，說到底就是宗教對既定書體中某一風格類型的工具性揀擇和移置。之所以如此，就在于“形體方正，筆畫平直，可作楷模”【6】，也即規整性能夠滿足宗教傳播的內在要求。從魏晉南北朝及隋唐書經的“楷變”過程就可以看出這種審美選擇的必然性。它既體現了書法服務宗教的過程，也是宗教選擇和規整書法的過程，這個過程可謂時間漫長、階段眾多。無論是早期漫長的過渡生成期的“隸楷之變”，日趨成熟期的“魏楷之變”，還是極致完美時的“唐楷之變”；無論是字形簡化、筆畫改善、結構完善、形態美化，還是別字異體字的出現；也不論是北方民族淳樸、質厚、率意風格的融入，還是初唐歐、虞、褚、薛乃至中晚唐顏、柳等對“法”的強化，只能說是在佛家和書家的共同參修中得到了不斷轉型和成熟，但“嚴整”風范、“可作楷模”的法式和標準始終未變，基于宗教性的“精”“誠”貫穿始終，這不能不說宗教對書法形式規范性和嚴整性所起歸整作用的恒久和頑強。

　　9.程序的規定性。從敦煌遺書可以看出，依照程式是起碼的要求。《宣和書譜》中記載：經生寫經時，首先在專用紙上畫出界格，在起首處標明題目、品名，然后是正文的抄寫，卷尾的落款則相當煩瑣：要寫明抄寫的時間、地點、寫經人姓名、用紙數量、裝潢手、初校手、再校手、三校手、詳閱、判官、監制等，有的竟達十余項之多，說明程序的嚴肅程度。就格式而言，從敦煌書法也可以看出，由于受篇幅內容限制，手卷成為約定俗成并逐漸默認的體式。寫經時依經抄寫，行字、繁簡、大小皆有定規。可見，無論用紙選擇、前期準備，還是抄寫程序、內容、規格，以及具體過程的監督、管理；無論是章法布局、質量數量等等，都有嚴格的規定，并有監管人員和措施，這些正是敦煌寫經書法有別于其它書法獨特的地方，也是敦煌書法宗教性的集中體現。

　　10.傳承的持久性。宗教文化所具有的傳承性，通過敦煌書法表現的尤為突出。敦煌書法跨越的七百年是中國歷史的關鍵時期，既有戰亂頻發的殺伐災難，也有康泰繁榮的和平盛世，但敦煌寫經的實踐沒有就此中斷。首先是佛道文化通過敦煌書法一脈相承的延續著，禁忌信手為之，與佛法違背；佛教人生觀、世界觀也一脈相承的代代承傳著，總是力求完整闡述佛道精神歸旨。亂世折射出藝術的多元和開拓，穩定則鑄造出法則和規范，敦煌書法都予以生動而完整的呈現。無論風格如何變化，仁慈、虔誠的精神始終貫穿，總是力求達到書法與佛法的最佳契合。可以這樣說，煌煌敦煌書法，在精雅淡然、沉凝曠遠中，總是以一種內在定力和獨特形式展現著佛教文化生命力的風采。

　　【注釋】

　　【1】何山《西域文化與敦煌藝術》，湖南美術出版社，1990年，第340、348頁；

　　【2】沃興華《敦煌書法》，上海書店出版社，1995年版，第2-3頁；

　　【3】楚默《敦煌書法史·寫經篇》，浙江古籍出版社，2019年10月第一版，第9頁；

　　【4】顏延亮主編《敦煌文學概論》，甘肅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51頁；

　　【5】田光烈《佛教與書法》，河北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頁；

　　【6】參見《辭海》。

　　（作者王佐東，系中國書法家協會會員，甘肅省書法家協會會員、學術委員會委員，《論敦煌書法的宗教性與藝術性》《論敦煌漢簡書法的美學特征及現代價值》《面向“新時代”中國書法再出發的思考》等獲“張芝獎”書法大展論文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