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閱讀·書評】探索新詞語的更多可能性

　　沈國威

《新名詞、外來語與中國文學的現代化》，張向東著，商務印書館出版

　　蘭州大學文學院教授張向東的新著《新名詞、外來語與中國文學的現代化》，是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的研究成果，它試圖從新詞語和新文學的關系這一角度審視現代中國文學成立的過程。拜讀之后，我不揣冒昧地寫一些心得。

　　胡適1916年底提出了文學革命的主張。最初，除了“不用典”以外，胡適并沒有具體地談到詞匯問題，直到一年后的《建設的文學革命論》才提出：為了實現國語的文學（即白話文的文學），不妨隨時隨地“采用文言里兩音以上的字”。傅斯年、周作人等也都提出了在詞匯上需要擷古補今的建議。胡適以后，言文一致成了新文學標配的語言形式，而詞匯與言文一致，乃至文學的國語關系究竟如何？

　　《新名詞、外來語與中國文學的現代化》第一章“清末民初新名詞的流行與爭議”，仔細梳理了社會上對新名詞的否定性反應。作者把搜尋的對象擴展到文學性的刊物，時間也延長至現代漢語初具規模的20世紀30年代，提供了更多的例證，尤其是對新名詞入詩多有論述，展示了新名詞問題的深度和廣度。在接下來的章節里，他主要討論了新名詞、外來詞引發的文學本身的變化；“五四作家”所受到的新名詞等的影響；革命詞語和感覺詞語在展示都市現代性上的作用。第六章則聚焦農村題材的小說，從詞語特征上進行了分析。由政論到小說再到詩歌，由城市到農村，這些都表明新詞語已經滲透到語言社會的方方面面。孔子說“辭達而已”，意思是只要能把想說的表達出來就好，但又說，“言之無文，行之不遠”。前者是最低的要求，后者是為之努力的目標。文采決定了傳播的廣度，胡適文學的語言看重的也是這一點。陳獨秀說過白話文的普及要有文學家們的支持；普通話定義中的“以典范的現代白話文著作為語法規范”等都說明對于文學作品中新的語言形式極為重要，這也是作者這本新著的亮點。

　　通過該書，我們可以對一些作家或文學作品在新名詞使用上的特點有一個比較全面的了解。《英華大辭典》（1908年）對“文學”的定義是：“從某種特殊意義上說，純粹的哲學和科技性的文章不是文學，無論是紀實還是虛構，以精神為素材，以想象力為形式的文章，才是文學作品的主體。”以精神為素材，以想象力為形式是文學的兩大本質，其實現與詞語的使用是否有密不可分的關系？我們知道了某些作家新名詞的使用情況，這與他們文學語言的特點有什么關系？也就是，茅盾之為茅盾，郁達夫之為郁達夫，在新名詞上是否有因人而異的個性？再比如，中日近代文學史上都有“新感覺派”，這一派作家在形容詞使用上的共性和個性都是饒有興味的問題。總之，事關文學的語言是什么這一大命題。

　　作者在書中多次強調新名詞造成了一種新的節奏。復音詞的另一個作用是精密描寫，應對日益復雜的概念更新。但是，大量的新名詞的涌現會不會成為當時讀者的閱讀障礙，有沒有誤解？《辭源》（1915年）編纂的目的之一就是要成為古今之津梁，解決新學和舊學的隔絕狀態。柴萼在他的《新名詞》（1926年）里說樊增祥把“過渡時代”解釋為“由此岸達彼岸方及中流之時也。全國之人方半濟于風濤之中，半立于崩沙之上，而欲學彼岸之人之坦行捷步”，這種調侃一方面“亦足解頤”，另一方面也說明新詞義的普及還在“過渡”中。

　　張向東教授的新著讀后使人掩卷深思。該書中蘊含著繼續深入探索的無限可能性，不論是語言研究者，還是文學研究者，都能從中發現自己的新問題。（本文系該書序言，有刪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