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倍速播放能否為注水劇脫水，成為作品質量的試金石

　　倍速，為何成了觀劇“剛需”？

　　倍速，把觀看體驗的選擇權，交給了用戶。從0.5到3.0倍速，用戶可以自由選擇播放的速度。如果2.0倍速觀看，一天半就能追完六七十集的電視劇，對時間有限、追求效率又不想錯過熱門劇的觀眾，或只想避開不喜歡的橋段又不想棄劇的用戶，倍速成了可選項。

　　根據《2021中國網絡視聽發展研究報告》顯示，28.2%的網絡視頻用戶不按原速觀看，00后尤其青睞倍速功能，使用比例39.6%。倍速與當代社會普遍的“時間焦慮”一拍即合，已經是很多音視頻應用的標配，“2.0倍速”甚至成為一種生活方式。倍速是視頻播放界面上的一個虛擬按鍵，但一定程度上，它也代表了正在徹底改變的觀看模式。

　　倍速播放可以體驗到“玩手機”的快感，讓傳統的觀看行為有了更多的游戲性和互動性

　　追溯媒介藝術的放映和觀看歷史，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時，經過實驗探索，人們選擇將電影投射在大銀幕上，建立起電影院集體共享的觀看模式。放映權交給專職技術人員，對觀眾逐漸形成要求，例如按號入座，不觸碰銀幕，放映影片時不許拍照錄像等。

　　電視節目的播放，則一直由電視臺統一安排，在固定時段播出。所以20世紀90年代中央電視臺播放《渴望》等熱門電視劇時，會出現萬人空巷的場景。隨后的錄像機和DVD等播放設備，讓觀眾可以選擇看什么，也可以操作按鍵或遙控器，暫停、快進、倒退影像內容，不過和看電視一樣，還是以圍繞家庭成員形成的小范圍集體觀看活動。

　　無論電影還是電視，私人都不允許占有影像，對觀者與放映設備的接觸也有限制，距離是保持理想觀看秩序的前提。百余年來，盡管觀眾身處被動，行為也受到約束，但依舊著迷于大銀幕，或守在電視機前。

　　計算機、智能手機開始改變傳統的媒介藝術觀看方式。如今，“看手機”成了能夠包攬一切觀看需求的新日常。它打破了電影院放映的集體性、公共性，取代有距離的審美體驗，允許觀看者通過觸摸，占有和操控圖像，例如截屏、倍速等。“看手機”也不同于電視、DVD的播放形式，完全是私人化、個體化的觀看，并具有可移動、可持續、觀眾可操控等特征。“看手機”實際看的并不是手機，轉移大銀幕和熒屏吸引力的也不是手機屏幕，而是用戶手動操控屏幕，建立的一種嶄新的觀看模式。

　　在觸屏觀看模式下，“看”是個人權力、個性選擇。視頻用戶獲取哪些影像內容，獲得什么樣的觀看體驗，取決于個體在界面選擇哪些功能。打開倍速，劇集在播放節奏、人物語速、表演風格等方面就會不同于原作品。同一個視頻，選1.25倍速，與2.0倍速播放所獲得的觀看體驗也有區別。觸屏觀看對用戶的吸引，就這樣在人機交互的體驗中產生了。

　　移動互聯網時代，智能手機觀看更便攜、更具移動性，觀看的時空限制取消了，影像持續輸出，觀看也停不下來。親手操控，觸屏觀看，用戶與影像之間不但沒有了距離，還產生了親密互動，“看手機”成了“玩手機”，傳統的觀看行為加入了游戲性、互動性。截至2021年6月，我國手機網民規模達10.07億。機不離手，成了人們的生活狀態和時代景觀。因此，脫離對觸屏觀看模式的探究，很可能只把“倍速”當作遙控器“快進”功能，難以充分解釋小屏幕如何制造巨大吸引力。

　　倍速播放能否“為注水劇脫水”，成為作品質量的“試金石”

　　新的手動觸屏觀看模式把看什么、什么時間看、怎么看的選擇權，轉交給用戶，但“自由觀看”很快成了“過度觀看”。

　　相比而言，電影和電視對觀眾的約束雖然多，也限制了觀看沉迷。以“刷劇”為例，觀眾用平板電腦或智能手機，點開視頻應用程序，在分類整理的海量影視劇中，通過主動搜索或智能推薦，選定想看的劇集，可以一次性觀看多集電視劇，甚至“刷”完整部劇。

　　今年6月，中國網絡視聽節目服務協會提供的調查數據顯示，劇集在點播端的收看時長(70%)遠高于直播端(39.5%)。實現“刷劇”自由的視頻用戶，用倍速提高效率、節省時間，拖進度條略過不感興趣的情節，充會員VIP直接跳過廣告、片頭片尾。在10月初頭部視頻平臺取消付費超前點播模式之前，用戶可以通過付費提前解鎖劇情。用戶觀看時還可以隨時截屏、分享、發彈幕等，手動可選的功能，讓“刷劇”快感唾手可得。本想用倍速20分鐘看一集劇，結果往往花上N個20分鐘。十幾秒的短視頻，不少人能連續“刷”幾個小時。用戶在線吐槽，“根本停不下來”。

　　其實，真正讓人“停不下來”的，是隱藏于觸屏觀看模式背后的沉迷機制，倍速則只是催化劑。有研究聲稱，1.33倍速音頻不影響聽者的理解，甚至1.5和1.8倍速下人們的理解能力也沒有差別。用倍速短期加速信息接收，理論上是可以的。在這一點上，倍速與經典文學作品的“縮減版”相似，壓縮文字或影像內容，使讀者觀眾更快速了解故事內容。這個過程，將文學、影視作品的藝術審美活動，變成了信息輸出的娛樂消費。

　　文藝作品的欣賞需要時間，也需要充分的心理過程，經歷從瑣碎直覺到情感共鳴，再到觀念認知的審美接受過程。詩歌、小說、影視劇常以文字的省略、空鏡頭、定格鏡頭等方式留白，引發讀者觀眾的無限聯想和想象，生發審美體驗，將有形、有限的文藝作品，升華為無限寬闊的精神世界。倍速播放相反，壓縮影像、壓縮時間，也壓縮了觀者心理體驗的空間。

　　過去，閱讀一首詩歌、觀看一幅畫作，會觸動讀者和觀眾的想象，或打開聯想，激蕩思想與情感的互動空間。如今，手機用戶在線“刷劇”、看視頻，有疑問、有想法的時候，甚至不用點擊鏈接或打開其他頁面，在同一播放界面，點擊“奇觀”之類的功能按鍵，就可以“一鍵識別演員”“一鍵識別背景音樂”“一鍵識別臺詞知識”。

　　技術不僅將心理活動外化，還能通過算法“摸透”用戶的心理，例如AI可識別用戶面部表情，推出“只看TA”(只看喜歡的演員)等個性化功能。不過，一鍵滿足的觀看功能，也可能將藝術的體驗和心理活動，簡化為信息獲取、娛樂快感。倍速播放也是這樣的應用。

　　網絡文藝作品的創作和接受，在諸多方面顛覆著傳統的藝術原則和規律，也改變著文藝傳播的方式和生態。倍速的應用，與部分網絡文藝作品質量不高、耗時拖沓也有關系。有人說，是“爛劇”把倍速逼成“剛需”，倍速“為注水劇脫水”，倍速成了作品質量的“試金石”。盡管如此，對于商業策略下的技術賦權，認清資本逐利本質，對用戶而言是極為必要的。以效率和爽感為訴求的娛樂方式，借助技術紛紛上線，在文化消費市場大行其道，這與網絡文藝作品數量增加、文化娛樂產業激烈的競爭形勢有關。倍速提高播放速度，有助于鎖定用戶，提高視頻點擊量和播放量。然而這些商業目的的達成，恰恰與觀看沉迷，內化功利性審美不無關聯。

　　真正的文藝欣賞和審美過程是慢美學，拒絕倍速的干擾

　　用戶對倍速的使用與滿足，與當下生活普遍的“時間焦慮”有關。藝術作品常以時間為主題，反思資本、技術對人的操控。商業電影用快速剪輯、環環相扣的敘事，制造虛幻現實，藝術電影的創作者則以長鏡頭、緩慢節奏，以真實打破影像幻象，試圖把沉溺于故事的觀眾喚醒。不過多數走進影院的觀眾，更想在影像中獲得慰藉和娛樂，而非真實，因此藝術電影的放映場次，經常門庭冷落。曾有電影導演嘗試以一個持續6分鐘、毫無鏡頭運動的長鏡頭，迫使觀眾面對、體驗影像和聲音，希望以極致慢美學激發觀眾積極的心理態度，也希望借此表達“電影院才是觀影的理想場所”的觀點。

　　文藝作品的這種反思，與現代化、消費主義、新媒體發展對時間的壓縮有關。電影的影像敘事一直探索如何刪除“死亡時間”(即無事發生的時間)，通過將時間凝縮為時刻，讓觀眾感知敘事的意義。大眾普遍樂于觀看鏡頭數量多、剪輯節奏快、敘事緊湊的影視作品。以好萊塢、奈飛為代表的影視工業化生產能夠風靡全球，與其對大眾訴求的準確迎合不無關系。影視劇觀眾逐漸形成了一致標準，優質影片和劇集應該突出快節奏、高懸念、情節緊張、視聽優質等訴求。“快”成為主導日常的節奏，也收縮了文藝作品的時間和節奏，緩慢成了人們享受視聽的障礙。那么，是不是將播放的權力、加速的權力交給用戶，就能贏得用戶？

　　長久以來，文藝作品的時間都掌握在創作者手中。影視導演通過鏡頭剪輯、視聽特效和敘事技巧等藝術手段，決定作品的時間節奏和時長，有“子彈時間”“最后一分鐘營救”對物理和心理時間的藝術延宕，也有空間轉場、字幕標注對影像時間的壓縮，打破線性時間也常常成為藝術創新的路徑。然而，倍速將影視作品的播放時間和節奏，交給用戶決定，必然遭到創作者抵制，他們拒絕用戶對影視作品呈現方式的改變。只是，抗議沒能一直奏效。

　　以效率之名出現的倍速，能解決網絡文藝用戶的“時間焦慮”嗎？如我們所見，移動媒體對人們的日常操控，正在制造新的“時間焦慮”。技術、資本對人類的束縛和操控由來已久。工業化社會要人們認同他人身體形象，新媒體引導人們接受他人的心理結構，從對偶像明星身體的模仿，到遵循新媒體程序設計者的心理軌跡，資本在對人們身心的改造與控制中，持續獲利。倍速與藝術，效率目標與審美過程，從根本上是相互矛盾和拒斥的。因此，互聯網時代的多屏媒介生態，很難再讓人們花費大段連續時間充當觀眾，觀看模式必然改變。

　　但是，在追求效率、鼓吹技術、沉浸快感的同時，有必要為藝術創作保留空間，為藝術審美慢下腳步，保持文藝的反思力量，正視消費社會與媒介對人類的操控。對此，需要文藝創作者的思考與自覺，也需要給藝術探索空間。網絡文藝雖然具有明顯的產品和使用特征，但終究應該肩負起引導與凈化受眾心靈與情感的作用，不能一味停滯于娛樂大眾的層次。

　　另一方面，在新的觀看模式下，兼容慢觀看和慢美學的存在，或許借此可以使感知恢復活力，恢復被技術壓縮的時間，被時間腐蝕的內心體驗和記憶，獲得觀察世界的新方式。

　　倍速，本不是復雜的技術，卻隱藏了諸多新型觀看模式的復雜問題，倍速加快的不僅是觀看速度，也加劇了觸屏觀看的沉迷，加劇了“時間焦慮”，這些有悖于倍速技術的初衷，因此更為值得關注。

　　(作者：趙麗瑾，系甘肅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研究中心特約研究員、西北師范大學傳媒學院教授，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項目“算法驅動下網絡文藝的智能化創新和社會影響研究”〔21BZW057〕階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