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中國石油天然氣集團有限公司紀檢監察組、陜西省紀委監委消息：中國石油長慶油田分公司原總工程師朱天壽接受審查調查”“據中央紀委國家監委駐中國工商銀行紀檢監察組、重慶市紀委監委消息：中國工商銀行私人銀行部原黨委委員、副總經理徐衛東接受審查調查”……

　　瀏覽中央紀委國家監委網站審查調查欄目可以發現，去年以來發布的中央一級黨和國家機關、國企和金融單位干部被查處信息62條、64人，其中59人都是由派駐機構和地方紀委監委協作審查調查。

　　四次全會工作報告提出了“完善派駐監督體制機制，研究完善派駐機構工作制度，健全派駐機構與地方紀委監委協作機制”新的任務要求。那么派駐機構與地方紀委監委協作機制是如何建立的？下一步又如何健全完善？

　　實踐中，派駐機構和地方紀委監委深化協作，在審查調查中廣泛運用聯合辦案的模式。派駐機構情況熟、專業強、懂行業，地方紀委監委了解地方政治生態，雙方發揮各自特點形成內外合力，助推制度優勢不斷轉化為治理效能。比如，2019年2月，駐中國建設銀行紀檢監察組在辦理某省分行投資銀行部總經理林某違紀違法案時，與地方紀委監委組成聯合調查組。駐建行紀檢監察組以銀行大數據為基礎，繪制了32張精確到每個時間節點、每個經辦人員的業務流程圖，對70余萬條賬戶交易數據進行篩查，摸清林某的權錢交易模式和資金流轉網絡。地方紀委監委發揮屬地審查調查中的談話、證據固定等方面經驗優勢，運用梳理的情況一舉突破林某的心理防線，最終查清林某伙同他人涉嫌收受巨額賄賂的犯罪事實。

　　去年11月，中央紀委國家監委印發指導意見，對紀檢監察機關（機構）在監督檢查審查調查工作中開展協作配合相關事宜作出規定。其中，對中央紀委國家監委派駐（派出）機構、中管企業紀檢監察機構、中管高校紀委商請其他紀檢監察機關（機構）協助的路徑、辦理程序和工作要求等作出細化規定，并進一步明晰了協作雙方的責任界限。各派駐機構也結合實際，完善相應工作機制。比如，中國一汽紀委與吉林省紀委監委以及集團外埠企業集中的天津、北京、廣東等地紀委監委初步建立了“聯合監督、協同執紀執法”工作機制，把與地方紀委監委之間雙向溝通、協同開展審查調查等工作模式進行固化；駐交通銀行紀檢監察組出臺《加強與地方紀委監委溝通協調配合的意見》，探索總結了與地方紀委監委多頭并進、首尾呼應、上下協同的聯合審查調查機制。

　　隨著派駐機構改革的不斷深化，派駐監督“探頭”越擦越亮，“派”的權威和“駐”的優勢日益顯現。去年，全國紀檢監察機關派駐機構共處置問題線索27.5萬件，談話函詢8.3萬人次，初步核實21萬人次，立案6.6萬件，處分5.9萬人。但同時也要看到，派駐機構與地方紀委監委協作機制有待進一步健全，派駐機構工作制度有待進一步完善，從而使派駐機構權責更加協同、監督更加有力、運行更加高效。

　　健全派駐機構與地方紀委監委協作機制，是完善派駐監督體制機制、提高紀檢監察工作規范化法治化水平的必然要求。落實好全會工作報告提出的“研究完善派駐機構工作制度，健全派駐機構與地方紀委監委協作機制”相關要求，不斷推動雙方協作常態化制度化規范化，一方面要加大雙方在線索處置、監督檢查、審查調查、追逃追贓等方面的協作力度，形成反腐敗強大合力；另一方面要及時總結經驗，持續推進機制制度建設，確保雙方協作規范、高效、順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