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仕途坎坷、屢遭貶謫的士人，身處抒懷傷情之所，依然關(guān)切百姓民生、關(guān)心國家命運、對自己和家人的自律那么執(zhí)著，依然以淡然的胸懷勸諫世人不因得意而歡喜、不因失意而悲戚。他就是被稱為“一代之師”的范仲淹。

　　從一介書生到千古名士，范仲淹是如何用精神和行動影響國家命運的？我們應該如何繼承以范仲淹為代表的先賢們所倡導的思想。由天地出版社出版、鮑堅著寫的《廟堂之憂》一書，呈現(xiàn)了一個人格獨立、文武雙全又充滿家國情懷的范仲淹。循著他的腳步，我們感悟以天下為己任的憂樂精神，體會為國家民族挺身而出的大無畏氣概。

　　位卑者中必有高德優(yōu)才之人

　　1027年的一天，因母親去世在家守喪的范仲淹給中書省的宰執(zhí)們寫了一封《上執(zhí)政書》。書中，范仲淹根據(jù)自己從政十幾年來對國家各個方面問題的觀察思考和實踐，列出十條建議，它們都是針對宋朝開國以來在政治、經(jīng)濟和社會等方面存在的問題而提出的。

　　一個在家守喪的、離職的縣令，官品只有正八品，范仲淹提出關(guān)系國家命運的建議，驗證了一個道理：位卑者中必有高德優(yōu)才之人。

　　范仲淹一生尊崇孔孟之道。孟子說過：讀書做人，應當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濟天下。身在高位時，應當盡自己之所能，為國為民做些好事。事業(yè)不順、遭遇謗訕挫折時，做到不悲不戚、豁達無怨，寄情山水之際，還能關(guān)注國家安危、感悟人生道理。

　　位卑不忘憂國，貧困不移其志，《廟堂之憂》一書要展示的正是這種憂樂意識。范仲淹從仕后的十余年間，一直擔任地方上的小官，但他總是踏踏實實地干一些有利于國計民生的事。他為政清廉，體恤民情，卻屢遭誣謗，數(shù)度被貶。

　　但是，他不會背負數(shù)次被貶的包袱，或高詠著“人生在世不稱意，明朝散發(fā)弄扁舟”，去做個閑云野鶴，或者向往“寧與燕雀翔，不隨黃鵠飛”的混世生活，自甘沉淪。他曾出任開封知府，史書用一句話概括：“仲淹處之彌月，京師肅然稱治。”到開封府一個月，他就將京城治理得井井有條。因此京城有民謠說：“朝廷無憂有范君，京城無事有希文。”

　　范仲淹是個百折不撓的人。他對自己的評價是：“有犯無隱，惟上則知；許國忘家，亦臣自信。”雖有過錯，但從不欺瞞；不在乎自己的身家前程，是因為想著國家的榮辱興衰。他認為在一方主政，肯定要為百姓謀利；有朝一日回到朝廷，仍然會一如既往盡忠直言。他在給詩人梅堯臣的《靈烏賦》中寫道：“寧鳴而死，不默而生。”

　　八百年后，一位與范仲淹品格相近之人立下座右銘：“茍利國家生死以，豈因禍福避趨之。”不妨把它看作是范仲淹這句話的繼承和發(fā)揚。

　　對百姓的負責，最終體現(xiàn)為對國家的負責，以主人翁的態(tài)度來負責任地治理國家。在范仲淹之前，即便是寇準、王旦、王曾，因為他們的一些私心而無法引領(lǐng)士大夫們走向一個講氣節(jié)的時代。正因如此，本書認同史書中的一句評價：“一時士大夫矯厲尚風節(jié)，自仲淹倡之。”

　　窮則變 變則通 通則久

　　“福禍相倚，否極則泰來，泰極則否至，這是上古時期我們充滿智慧的祖先早就告訴我們的。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這是人間至理。不知變革，國家豈能長久。”

　　這段話，同樣出自范仲淹寫的《上執(zhí)政書》。一千年后的今天讀來，仍然發(fā)人深省。

　　元代的宰相脫脫在他主持修纂的《宋史》中，將范仲淹的《上執(zhí)政書》比作諸葛亮初見劉備時的《隆中對》。脫脫認為，他們在尚未發(fā)達時就以敏銳的眼光，從紛繁復雜的形勢中看出問題的實質(zhì)和癥結(jié)，提出了對后來及至后世有重要指導意義的戰(zhàn)略思想。他們是真正的英雄。

　　“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庸人會當作危言聳聽，智者則視為至理名言。針對宋朝升平已久的狀況，范仲淹提出十條建議，無不具有前瞻性和憂患意識。在日后針對是否將都城從開封遷到洛陽的問題時，他認為，問題的關(guān)鍵不是遷都不遷都，而是洛陽守備空虛，沒有戰(zhàn)略儲備。一旦退守，必將難以堅持。因此他建議，逐漸從陜西和東南向洛陽輸送戰(zhàn)略物資，做好準備。如此，“太平則居東京通濟之地以便天下，急難則居西洛險固之宅以守中原”。要安不忘危，不可去兵。

　　在范仲淹所處的時代，確實有那么一個群體在為國家和民族的生存、發(fā)展和興盛殫精竭慮，從看似平靜的水面下看到隱藏其中的激流，范仲淹就是他們的代表人物。在經(jīng)略陜西的幾年中，他并沒有與西夏進行過面對面的軍事對抗，但他的理念和采取的措施無不是為了有效遏制西夏的攻殺掠取，無不是為了國家的長治久安。書中所言：“一個時代有一個兩個這種英雄，那是國家和民族之幸，是黎民百姓之幸。”

　　可惜的是，居安思危的憂患意識在范仲淹之后隨著時間的推移而消磨殆盡。幾十年后，北方的金國攻破開封。北宋滅亡的原因很多，其中守不住京城是重要因素。回顧范仲淹當年的建議，想必不少人唏噓不止——圣賢不可能永存，永存的是他們的精神。而讓他們的精神永存，需要每一代人的傳承。

　　如何傳承？本書總結(jié)道：把這些精神立為我們的國家精神，在啟蒙知識中將之作為主要的意識形態(tài)教育后代，此外還應當將這些精神作為社會大眾的行為準則，尤其是官員的行為準則。如此，“我們的國家在歷史的長河中才有可能盡量避免向社會動蕩、信仰迷失、道德淪喪的方向滑行，才能形成強大的凝聚力，團結(jié)一心、自強不息，才能夠避免政治上和精神上被別人同化、異化，才能讓我們的文化思想在世界上重新閃耀。”

　　先天下之憂而憂 后天下之樂而樂

　　范仲淹一生，數(shù)次被貶。他之不幸，卻是地方百姓之幸。范仲淹在他從政所經(jīng)歷的每一個地方，幾乎都留下了后人對他的懷念。

　　記載于文字中的廣德軍、高郵軍以及興化、睦州、蘇州、饒州、潤州、越州、延州、慶州，還有慶歷新政后他到過的鄧州、杭州、青州，有一個共同點，那就是都有一座范公祠。在邠州和慶州，當?shù)厍济癜阉斪鞫魅耍瑸樗⒘松簟啄旰蠓吨傺腿ナ赖南鞯疥兾鳎瑤装倜甲迨最I(lǐng)聚集在祠堂里，“哭之如父”，哀悼三天后才離去。

　　確保百姓過上好日子，這是國家存在的意義，而范仲淹以“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的精神，實現(xiàn)了這個意義。在泰州的西溪鹽倉擔任主管官員時，范仲淹看到海陵、如皋一帶百姓因為海潮泛濫而家破人亡，心中不忍，向泰州知州建議修筑攔海堤壩。當?shù)匕傩崭心罘吨傺椭Γ押５谭Q作“范公堤”。

　　不以物喜，不以己悲。范仲淹在與一批德才兼?zhèn)涞膿从褌兊臅磐鶃砗驮娫~唱酬中，給予他們精神上的鼓勵。他致信韓琦“應當精意遠略，以待將來再為國家大用，請自重自重”；他也寄詩給滕宗諒“宦情須淡薄，詩意定連綿”“只應天下樂，無出日高眠”。我們在范仲淹身上看不到這樣的現(xiàn)象：得意時高調(diào)宣揚人生在世當如何為國盡忠，失意時則悲戚幽怨地牢騷滿腹。無論是范仲淹的奏議還是詩詞文章，無論是史書記載還是民間傳聞，他展現(xiàn)給世人的是一種始終不變、寵辱難移的愛國愛民情懷。

　　人們說，“天下興亡，匹夫有責”。匹夫都有責任，那么為官之人則更應該有憂懼之心。尤其在和平時期，必須常懷憂心的首先是為官之人。換句話說，如果天下百姓常有憂心，而為官之人卻沒有憂心，那么天下就不會是太平的天下。“百姓長樂，官員長憂，這才是太平盛世”。

　　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這種思想不僅體現(xiàn)在政治上，而且涵蓋整個國家和社會發(fā)展方方面面。它既是為人之道，也是治國之道。它所倡導的憂樂精神可以作為風向標，來檢驗一個時代是昂揚向上還是迷惘空虛。正如本書所說：一個時代，如果它不時地產(chǎn)生類似于《岳陽樓記》這樣用生命、用理想、用實踐、用生活、用追求、用奉獻寫就的精英思想，并在當時就能引起整個社會的共鳴，那這個時代就是一個昂揚向上的時代。

　　“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是一種為人民，也就是為大多數(shù)人的幸福觀。中國共產(chǎn)黨自成立以來，就以爭取和實現(xiàn)人民當家作主為己任。習近平總書記指出，為官者要有“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的政治抱負，心無百姓莫為“官”。為此，黨員干部對個人的名譽、地位、利益，要想得透、看得淡，自覺打掉心里的小算盤。“我們不舒服一點、不自在一點，老百姓的舒適度就好一點、滿意度就高一點，對我們的感覺就好一點。”范仲淹的千古名言被賦予新的時代意義，那就是為人民著想，把自己的幸福同人民的幸福緊緊連結(jié)在一起，為實現(xiàn)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而奮斗。（作者： 李自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