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克思恩格斯極為重視作為實踐主體的人的需要，終生都在探索實現人的需要的現實路徑。

　　在《萊茵報》時期，馬克思從貧苦勞動群眾的現實遭遇出發，著力捍衛他們的正當需要。在《關于林木盜竊法的辯論》一文中，他抨擊了普魯士政府將農民在森林撿拾枯枝歸為盜竊這一不合理判決，并公開為貧苦勞動群眾進行辯護，明確指出，貧苦勞動群眾“不僅感覺到有滿足自然需要的欲望，而且同樣也感到有滿足自己正當欲望的需要”。

　　馬克思把人的需要的實現看作人的本質力量的表現和確證。他認為，人是對象性的存在物，而對象性的存在物的特點是在自身之外必須有對象，這些對象是“我的存在和實現我的本質所必需的”，因而“是表現和確證他的本質力量所不可缺少的、重要的對象”。馬克思肯定人的需要，認為正是人的需要確證了人的存在和生命力量。

　　1845年，馬克思恩格斯合作撰寫《德意志意識形態》，認為考察歷史的前提首先是“現實的個人”，并從“現實的個人”的物質生產活動來理解人的需要，明確提出了“他們的需要即他們的本性”。基于這一前提，馬克思恩格斯分析了人類歷史展開的五種原初歷史關系，分別是生產物質生活本身、滿足新的需要的再生產、人口繁殖、社會關系的生產和精神生產。

　　在馬克思恩格斯看來，“生產”和“需要”是人類歷史不可或缺的關鍵因素，二者共同推動著人類文明的進步，而人們的需要則是人們進行物質生產的重要動因，“人們之間一開始就有一種物質的聯系。這種聯系是由需要和生產方式決定的，它和人本身有同樣長久的歷史；這種聯系不斷采取新的形式，因而就表現為‘歷史’”。正是因為人的需要才有人的物質生產和精神生產活動，也才有歷史的發展和延續。

　　1848年，《共產黨宣言》發表。馬克思恩格斯對人的需要進行了大膽設想，指出在共產主義社會，無產階級的隊伍將越來越壯大，無產階級的自由解放和人的全面發展的需要終將得以實現，“在那里，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是一切人的自由發展的條件”。

　　馬克思恩格斯還把對人的需要的認識深入到現實的經濟生活之中，闡釋了“需要”和“生產”之間密不可分的聯系。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導言》中，馬克思指出人的需要推動著生產的進行，“沒有需要，就沒有生產”。另一方面，一定的物質生產也驅動著人的需要的提升，“生產通過它起初當做對象生產出來的產品在消費者身上引起需要”。

　　馬克思恩格斯認為，人的需要具有社會歷史性。馬克思在《資本論》中強調，“所謂必不可少的需要的范圍，和滿足這些需要的方式一樣，本身是歷史的產物，因此多半取決于一個國家的文化水平”。恩格斯在《論住宅問題》中也指出，“每個人都有充分的閑暇時間去獲得歷史上遺留下來的文化——科學、藝術、社交方式等等——中一切真正有價值的東西”。

　　縱觀馬克思恩格斯著作，他們對人的需要的思考，總是立足于一定的社會現實和社會歷史之中，是歷史唯物主義的需要觀；同時也是一種群眾立場的需要觀，是圍繞著人的生存需要、發展需要及其他需要展開的。

　　作為馬克思主義政黨，中國共產黨一經誕生就把為中國人民謀幸福、為中華民族謀復興確立為自己的初心使命。中國共產黨堅持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根本宗旨，在制定大政方針時，始終堅持體現人民意志、保障人民利益。在領導中國革命、建設和改革的過程中，中國共產黨都以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為出發點和落腳點，把發展成果不斷轉化為生活品質，不斷增強人民群眾的獲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高度重視和滿足人民群眾的多元需要，推動人民生活全方位改善。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審議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決定》強調，“解決好人民最關心最直接最現實的利益問題，不斷滿足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我們要始終堅持人民主體地位，把人民的利益擺在至高無上的地位，做到改革為了人民、改革依靠人民、改革成果由人民共享，持續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進入新時代，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日益廣泛，不僅包括教育、醫療、養老、就業、住房等物質性需要，還應包括豐富多元的文化產品和服務等精神文化需要。滿足人民的美好生活需要，關鍵要靠發展，而促進經濟社會發展最終還是為了人民，因而要把促進高質量發展與滿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緊密結合起來，腳踏實地、久久為功。

　　（作者 孔柳淋 單位：清華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