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紀后半葉，馬克思主義在世界的影響日益擴大。但是，馬克思恩格斯卻在《共產黨宣言》1872年德文版序言中發出警告：原本作為“改變世界”的科學社會主義理論體系，正在被固化為脫離具體語境的抽象公式。為了防止教條主義者將馬克思主義簡化為“萬能鑰匙”，馬克思恩格斯指出，“我們的理論不是教條，而是行動的指南”。

　　馬克思恩格斯的警告有著強烈的現實針對性。當時的俄國，正值農奴制改革后的社會轉型期。面對俄國經濟結構的特殊性，一些所謂“正統馬克思主義者”機械照搬“五大社會形態”線性發展階段論，斷言俄國必須經歷資本主義充分發展才能通向社會主義；而另一些人則提出基于農村公社土地公有制的“跨越論”，主張實現社會形態的躍遷。俄國女革命家查蘇利奇深感困惑，就俄國社會道路問題向馬克思致信求教。馬克思具體分析了俄國社會矛盾的特殊性，認為俄國可能“不通過資本主義制度的卡夫丁峽谷”，直接進入社會主義。這種將基本原理與具體國情創造性結合的方法，開辟了馬克思主義本土化發展的理論空間。

　　19世紀末，馬克思主義遭遇了來自以巴爾特為代表的資產階級學者和德國社會民主黨“青年派”機會主義思潮的挑戰。這些人將唯物史觀教條化、形而上學化，造成對馬克思主義的歪曲和誤讀。他們片面強調經濟基礎對社會發展的單向度決定作用，完全忽視政治制度、思想觀念等上層建筑所具有的能動反作用。為澄清思想迷霧，恩格斯在寫給“青年派”代表人物的一封信中指出：“如果不把唯物主義方法當做研究歷史的指南，而把它當做現成的公式，按照它來裁剪各種歷史事實，那它就會轉變為自己的對立物。”他強調，唯物史觀揭示的人類社會發展規律，絕非封閉的終極真理體系，而是為歷史研究提供科學的方法論指引。只有通過具體歷史情境中的創造性運用，將這一理論工具與具體實際相結合，才能真正推動歷史發展。

　　在英國，新成立的社會民主聯盟促進了社會主義思想的傳播，但聯盟領導人思想上的混亂和嚴重的宗派主義嚴重影響了聯盟的進一步發展。對此，恩格斯指出，社會民主聯盟的領導人雖然“或多或少懂得一些正確的理論——這是就其條文而言”，但他們都只能成為一個宗派，因為他們不能理解活的行動理論，而只把理論當做一堆應當熟記和背誦的教條，“像魔術師的咒語或天主教的禱詞一樣”。恩格斯認為，聯盟領導人雖能在條文層面掌握若干正確理論，卻始終無法突破教條主義認知窠臼，把本應指導革命實踐的思想武器降格為必須逐字恪守的機械教條，這種認知方式直接導致“活的理論”變成“死的教條”。

　　馬克思恩格斯自稱“實踐的唯物主義者”，以區別于脫離實踐的唯心主義者或者舊唯物主義者。他們認為，要實現科學社會主義理論對各國工人運動的指導，必須通過參與本土勞工斗爭實踐，推動理論與社會現實的結合。針對美國社會勞工黨將無產階級革命學說直接嫁接到美國工人運動中的意圖，恩格斯強調：“我們的理論是發展著的理論，而不是必須背得爛熟并機械地加以重復的教條。”這種將普遍原理與具體國情相結合的思想路徑，揭示了馬克思主義作為方法論的本質特征，為后來各國社會主義運動的差異化發展提供了重要啟示。

　　馬克思說：“問題就是時代的聲音。”馬克思主義之所以能永葆青春活力，關鍵就在于不斷解答時代發展提出的新課題、回應人類社會面臨的新挑戰。馬克思主義是隨著時代、實踐、科學發展而不斷發展的開放的理論體系，它并沒有結束真理，而是開辟了通向真理的道路。

　　馬克思主義深刻改變了中國，中國也極大豐富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共產黨堅持把馬克思主義寫在自己的旗幟上，不斷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用博大胸懷吸收人類創造的一切優秀文明成果，用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科學理論引領偉大實踐，戰勝了各種風險挑戰，書寫了可歌可泣的歷史篇章，創造了一個又一個“人間奇跡”。歷史證明，什么時候我們堅持了馬克思主義的開放性，用發展著的馬克思主義指導新的實踐，我們的事業就會取得成功。我們活學活用馬克思主義，就要深刻領會馬克思主義的這種內在理論品格，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推進實踐基礎上的理論創新，勇于直面問題，不斷解決問題、破解難題。（作者：譚興林 單位：武漢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