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河學視野中的漢字

　　【依托學科 推動“兩創”·國學學科化建設】

　　黃河中下游地區是中華民族的搖籃，我國歷史早期夏商周文明發展的高峰即匯合在這里，與其相伴隨的還有源遠流長的漢字文化長河。作為中華文明標志之一的古漢字，最早就是在位于黃河流域的中原大地上孕育、成熟并被世代傳承的。比起世界其他類型的文字，漢字以強烈的民族向心力和凝聚力、強大的超方言性、嚴密的構形體系和無與倫比的書法審美內涵而著稱于世，最典型地反映了中國文化的基本特征。

　　根據傳世典籍記載，黃帝時代的史官倉頡曾經發明文字。倉頡的傳說在黃河中下游地區廣為流傳，倉頡被奉為創造漢字的神，尊稱為“字祖”。至今在中原地區的河南濮陽南樂、開封、魯山、虞城、洛寧、新鄭等地，還留存有一處又一處的倉頡廟、倉頡祠、倉頡造字臺、倉頡墓冢等遺存。在黃河中游地區的陜西白水、長安、寶雞、黃陵、臨潼、馮元，山西太原、洛南、臨汾，黃河下游地區的山東東阿等地，關于倉頡的遺跡也很有名。

　　關于歷史上的倉頡其人，我們已不可確知。不過，文字的產生和發展，肯定經過了一個由無序到有序，由少到多，由表意到意音兼備，約定俗成，逐步系統化的過程。文字系統的形成不可能由一個人或一個時代來完成。我們推測大約在黃帝時期，可能確實存在過史官倉頡這樣身份的人。他不一定獨自創造了文字，卻有可能是最初對文字萌芽進行了整理和傳播的代表性人物。歷史上對文字最早進行規范化整理的人物還有上蔡人李斯。他身為秦相，作有秦刻石和《倉頡篇》字書，曾輔助秦始皇統一文字。歷史上最早把古漢字作為知識體系進行全面解說的是東漢許慎。從文字學史的角度看，東漢許慎所撰寫的《說文解字》，既是我國第一部系統解釋古代漢字的重要字典，也是一部總結自春秋戰國以來有關經學、小學的研究成果，進而探究漢字字源，并根據漢字的構形特征從理論上加以闡發的經典性文字學著作。自《說文解字》問世以來，歷代都有學者致力于漢字的研究，形成了獨具特色的中國文字學。

　　近百十年來，黃河中下游地區為我國商周古文字資料的主要出土地。我們以黃河中游地區為例，這里地下出土的古文字門類齊全，資料豐富。僅殷墟、周原出土的10多萬片甲骨文和河南、陜西、山西諸省出土的8000余件帶有銘文的商周青銅器，16000余片溫縣、侯馬春秋盟書，9000余件魏晉隋唐墓志碑刻等大宗資料就足以震驚世界。它不僅推動了中國考古學和古文字學的成熟，而且也令世人對黃河文明刮目相看。如今在許慎家鄉漯河境內的舞陽賈湖裴李崗文化遺址中，還有8000年前新石器時期刻畫符號的重要發現，由此已引起學術界對中華文字起源的新思考。近幾十年河北蒿城臺西出土的象形符號及鄭州小雙橋商代陶器朱書文字，加之上世紀50年代發現的鄭州商城二里崗期刻辭甲骨，使我們對商代前期的古漢字又有了新的認識。山西襄汾陶寺文化朱書陶文、偃師二里頭和登封王城崗陶文，則透露出虞夏文字的若干重要信息。所有這些無不表明黃河流域中原地區與漢字文化淵源的獨特聯系。

　　如果說許慎的一部《說文解字》，直接影響了傳統中國文字學研究近兩千年。那么近現代以甲骨文為代表的商代文字的發現，更開創了甲骨學及古文字學研究、殷商文化及中華早期文明研究的新天地。據我們的統計，目前海內外刊布的各種殷墟時期的著錄刻辭甲骨已達90000余片，另有歷代出土的相當于殷墟時期的青銅器銘文多達6500多件。以這些甲骨文、金文為典型代表的商代文字符號，是我國迄今所能見到的最早的古漢字系統。我們知道，殷商文明是在吸收、借鑒夏代文明的基礎上形成的。商代文字當承自于夏文化，而且在殷墟時期尤其是從商王武丁以后有迅速發展的跡象。那時候，文字載體的門類已經很多，時人大多是用毛筆書寫在簡冊上，可惜今天已不易見到，其他的主要手段就是刻寫在龜甲獸骨、陶器、玉石上以及翻鑄在青銅器上。今所見殷墟時期的單字字目已達4100余個，可釋字目在1340多個。考慮到文字通假和同源分化的因素，商代文字與后世字書有明確對應關系的字目有將近1600個（參見拙編《甲骨文可釋字形總表》，河南美術出版社，2017年），這樣的數字也是相當可觀的。這些存活著的古漢字多為人、首、口、大、小、山、川、艸（古草字）、木、蟲、魚之類的基本字，它們是漢字的基礎，后世通過它們又不斷地孳乳出新字。

　　從殷商晚期的甲骨文、金文到周秦時期的篆系文字、六國文字，還有秦漢以后的方塊漢字，包括古隸、八分隸、魏碑、楷書，各時期的漢語文字資料豐富完備。北宋學者沈括在其《夢溪筆談》一書中，詳細記述了印刷工匠畢昇于北宋慶歷年間發明活字版的經過，并記錄了畢昇活字版的工藝技術。這種字體萌芽于北宋汴京，所謂“橫平豎直，橫輕豎重，字形方正，筆畫勻稱”，就是對宋體字的形象描寫。后世的“宋體”，更成為出版印刷最為理想的正文字體。可以說，宋代是漢字真正成熟的時期。隨著印刷術的發明和宋體字的廣泛應用，更加全方位地體現出漢字發展演進的歷史軌跡。

　　作為當代黃河流域諸省區的專業學者，因為種種原因，我們的學術優勢往往遜色于自身的地域資源優勢。從學術事業長遠發展的大局考慮，如今還有待進一步秉承數千年來歷代先哲熱愛漢字、研治漢字之學的優良傳統。應該說，“黃河學”為此提供了一個很好的學科平臺。我們應當抓住時代機遇，充分利用黃河文化搖籃的資源優勢，依托黃河學學科平臺，整合學術隊伍，加強科研立項和人才培養的力度，著手對漢字文化遺產進行基礎整理、研究、保護、開發的通盤規劃。我們十分期待進一步加大對出土各大宗文字資料整理、研究的工作量，把富有黃河文化底蘊的遠古符號，商周甲骨文、金文、盟書、簡冊、璽印文字、《說文》小篆及歷代碑刻等古漢字資料作為寶貴的人類文化遺產來加以重視，盡早著手建立能夠反映這方面的大型文字庫；推出富有特色的古文字中外文版圖書、字書等漢字文化遺產學術文庫。將我們以往相對薄弱的古漢字研究平臺建設成為富有黃河文化底蘊的漢字文明傳承創新基地，形成我們在各級教育和大學科研系統架構中的特色學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