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么一些鄉村題材作品，顯得“隔”和“陌生”

　　【熱點觀察·關注農村題材文藝創作】

　　20世紀90年代以來，農村和農民生活多少有些被文藝家“遺忘”。當然這只是相對的，也是從社會文化和文學思潮的聚焦關注上來說的。關注農民生活命運、關注鄉村生活真實狀況的文學創作，無論在哪個時代，無論社會文化關注焦點怎樣轉移，總是會存在的。新世紀以來有關農村和農民的創作不少，但總讓人覺得跟現實農村生活有些距離。

　　當前農村題材創作的三種姿態：故鄉回憶式、詩意棲居式、積極介入式

　　在新世紀農村題材文學作品中，最常見的現象是遠距離觀照當下農村。比如，付秀瑩的《陌上》是一部不錯的當代鄉村題材小說，但作者采用了蕭紅《呼蘭河傳》式的寫作方式，即在“回憶”中展開她的有關農村的敘事。在這類創作中，創作主體不是跟隨著故事的現在時態往前走，而是倒入過去時態，不管他或她有沒有標識出明確的回憶符號。回憶式的敘述，具有回避現實的傾向，無法觸及真正的現實。這種農村題材小說創作情況，與當代中國作家的使命是很不相稱的。盡管從審美上來說，付秀瑩和趙宏興等人的農村題材小說，都是很不錯的作品，但卻給我們一種與當前農村“隔”的感覺。我想，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創作主體遠離了當前農村的生活。

　　相比于“故鄉回憶”式的農村書寫，相當一部分作家即使身處鄉土，也是以暫居者的心態，將鄉土作為自己隱居和休閑的處所，他們只關注自己內心的恬淡閑適和詩意棲居，并不關注所處鄉土周圍的人和事。

　　蘇州女作家葉彌是當代女作家中較多書寫以農村為背景的隱逸題材的作家。在葉彌筆下，計劃經濟時代的農村，重新變回沈從文時代的鄉村，鄉村褪去了政治運動的喧囂，重回緩慢而唯美的敘事：“每一個村子都被樹木掩藏，路上鋪著干凈清涼的石塊，村子里河道縱橫，清澈的河水從每一戶人家的屋前或者屋后流過，河水里穿行著一群群小魚，在夜里唧喋有聲。”（《香爐山》）這種浪漫的鄉村故事或鄉村奇遇記，都沒有觸及鄉村中的現實居住者，那些長年累月生活在此的村民，都被屏蔽于敘述之外，與“我”的情感沒有發生多少瓜葛。

　　這種來自鄉村暫居者視角的詩意棲居式書寫還不是最多的，最常見的是“雙休日鄉村游記”。作家通過對短暫鄉村旅游經歷的記述，表達自己對恬淡鄉村生活和詩情畫意鄉村風光的感受，通過對“不及人”的山水農莊、花花草草、風俗表演及各種農家菜的極致描摹，表達“到訪者”物質上的滿足感。這樣的作品雖然沒有葉彌小說中的浪漫情節，但充滿了“小資情調”，甚至有幾分吃飽喝足后的矯情。在這種敘述中，創作者以旅游者的姿態走馬觀花，鄉村生活因此就成為一種供人玩賞的景觀——再破敗的房屋，再蓬頭垢面的鄉民，在這種敘述中，都只是景觀而已，甚至越是貧困落后的鄉村，越為創作者津津樂道。

　　當然，也有積極介入當下農村生活的作品。青年小說家余同友最近就創作了一系列別有韻味的中短篇農村題材小說，其中短篇小說《幸福五幕》以新世紀為時空背景，在祖孫三代對于“秘密”的守護中，寫出了當代農村翻天覆地的巨大變化，也寫出了祖母對過去傳統鄉村生活的留戀，展示出溫馨的新型倫理關系。

　　新世紀以來的農村題材文學創作，有與農村群眾打成一片的，但總體來說，這些創作存在明顯的創作主體“缺席”的隔膜感，正如鐵凝所言，我們當下的農村題材創作，“依靠過去的經驗去想象和書寫今天的中國鄉村”，“作者嚴絲合縫地踩在前輩作家的腳印上，述說一個記憶中的、幾近凝固的鄉村”，“白云蒼狗，滄海桑田，而鄉村似乎是不變的，似乎一直停留在、封閉在既有的文學經驗里”。對于這樣的創作，她的評價是：“這樣的寫作即使不能說完全失效，起碼是與我們的時代有了不小的距離。”鐵凝的論述是切中肯綮的。總之，新世紀以來的農村題材文學創作基本上仍固定在魯迅和沈從文的敘述框架內及其寫作經驗之上。

　　創作主體建設：把自己“縫入”實實在在的農村社會關系總和之中

　　黨的十八大以來，農村和農民在政治層面受到極大關注，從脫貧攻堅到鄉村振興，農村都是主戰場。另外，城市文學熱已經持續數十年，而新時代的農村卻像尚未深入開發的處女地。因此，現在是文學家重新將飄移的目光投向農村的時候了。當下的中國農村，正在鄉村振興的道路上高歌猛進，廣大農民的生活狀態和精神狀態正在發生前所未有的巨變，這些都值得文學家傾情書寫。

　　總體上看，當前深刻反映現實的農村題材文學作品數量偏少，創作者多沉浸于過往的鄉村經驗和鄉村書寫模式上，沒有觸及當下農村生活現實，大多數作品寫得比較“隔”和“陌生”。對此，還是應該在創作主體身上找原因。

　　所有文藝作品都是創作主體生活體驗的成果。創作主體的站位最終將決定作家透視和切入的視角、敘述的重心以及立足的點位。這種視角、重心、點位，取決于她或他與敘述對象的關系，會直接影響作品的深度、廣度和厚度。有的敘述，作家會把自己置于情境之中；有的敘述，作家則將自己置身事外。因此，創作主體對于當前農村題材文藝創作至關重要。從某種意義上說，創作主體怎么樣，作品就怎么樣。

　　縱觀新中國文學史，但凡能寫出優秀農村題材文學作品的作家，無不與農村群眾打成一片，甚至讓自己變成“農村人”。

　　趙樹理是以“農民”的身份從事創作，實現創作主體身份重構的典型作家。雖然趙樹理繼承了魯迅某些方面的風格，比如國民性批判，但他卻未像魯迅那樣將鄉村放到“記憶”里，而是將鄉村置于“現實”中。相對來說，魯迅筆下的鄉土缺乏細節，一些故事是情緒化和詩化的。而趙樹理立足鄉土，其重心也在鄉土。因為身在其中，所以趙樹理作品中的鄉土政治生活的細節活靈活現，農民形象的塑造也處處顯示著政治分析的理性。具有趙樹理式創作精神的，還有“十七年文學”時期的許多作家。柳青也是踐行延安文藝座談會講話精神的模范作家。他在創作《創業史》之前，就曾打起包袱，帶著家人離開北京，安家陜西皇甫村，甚至將戶口遷到農村，在農村一住就是十四年，這才塑造出梁生寶這樣的社會主義新農人形象，才寫出新中國農民奔向社會主義集體化的滿腔熱情。

　　創作主體的身份轉換，帶來的是主體意識的轉變。趙樹理創作《小二黑結婚》《三里灣》、柳青創作《創業史》和路遙創作《平凡的世界》的過程給我們的啟示是，創作主體的“在鄉者”姿態對于創作出“在鄉者”的農村題材小說是極其重要的。

　　改革開放以來，隨著城市化的加速，大量作家完成了從農村到城市的遷徙。遷入城市的作家，離開鄉土后，很多人多年未曾回去過。他們關于鄉村的記憶仍停留在他們離開時，他們只是過去“在那里”，而不是現在“在這里”。所以，如今大量的鄉土敘事，都呈現為一種離鄉者的寫作姿態，作品內容也跟真實的農村生活產生了距離。　新時期的農村題材文學創作，作家應該重新回歸農村生活，將自己沉入農村現實生活深處，把自己“縫入”實實在在的農村社會關系總和之中，把自己變成一個“農村人”。同時，作家們應擺脫“離鄉者”的感傷，建構“在鄉者”的敘事立場，不再置身事外，而應置身事內，既認真思考城市化進程給農村帶來的空心化問題，又敏銳捕捉新農村建設和鄉村振興戰略給農村帶來的新變化、新希望。只有這樣，才能不再以“離鄉者”的口吻去講述農村故事，而以“在鄉者”的切實體驗寫出當前中國農村的真實故事。

　　總之，作家、藝術家只有把自己變成“農村人”，才能遠離那些有關中國鄉村的不切實際的烏托邦想象，進而寫出優秀的鄉村題材作品。

　　（作者：方維保，系安徽師范大學文學院教授、安徽省作家協會副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