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河人家》：和諧、共生的理想家園

　　《大河人家》赤耳 著 內蒙古人民出版社

　　《大河人家》起筆于解放戰爭初期，結尾已至21世紀，作者在這條長約70年的時間軸上，講述了一個家族四代人的心路歷程與命運起伏。這期間家族經歷了戰爭的動蕩、民族的交融、社會的轉型等大環境的洗禮，以及物欲的擴張對自然環境的破壞、對人性情感的考驗等，作品不僅記錄了時代的發展與變遷，更凸顯了人與人、人與社會、人與自然之間相互依存的密切關系。本書通過父輩逃荒、新建家園、呵護家園的情感與人生經歷，縱情謳歌了新中國；通過下一輩求學、成長、治理沙漠的經歷，反省沙化與人禍之間的內在聯系，進而揭示自然界的沙漠治理固然急迫，人心的沙漠治理更加刻不容緩。文本中閃耀著樸實、善良、真誠和豁達的人性底色，是一部深具家國情懷的長篇小說。

　　一

　　《大河人家》一文涉及的元素眾多，但核心始終圍繞家園展開，這種家園意識既包含“物質家園”，即地理意義上的家鄉，還包含了精神家園。主人公一家從“柳家灣”到“井子灣”再到“黃羊灣”，無一例外都是家園被毀所導致的被動的轉移，而經歷了逃離、創建、毀壞與修復等一系列過程之后，三個家園又分別有著不同的寓意，文中彼此有著親戚關系的柳家、黃家、白家四代人之間，每一代人的精神面貌和人生境遇也因此各有異同。

　　柳、黃、白三家七口人是這里的第一批居民，甚至“井子灣”的名稱都還是得名于柳保華兄弟三人挖的那第一口井，而在此后的幾十年間，三人也一直擔任著井子灣的主要職務。可以說，井子灣是由他們親手開拓、創建起來的，他們見證并參與了井子灣的從無到有、從小到大、從盛到衰。與上一輩人不同的是，他們將對故鄉的情感充分移植到了這片新的土地上，他們在這里成長、奮斗、戀愛結婚，落地生根、代代綿延。井子灣同樣也見證了他們半生的悲歡與命運的起伏。因此，在柳保華這一代人的心中，井子灣實際承載了更多的情感與期望。

　　新中國成立伊始，百廢待興，經歷了家園的被毀，被迫的逃離，作者專門設置了“井子灣”這樣一個從無到有的新的家園，似乎有著更深的含義。

　　二

　　與一般思鄉小說不同的是，《大河人家》中自始至終都沒有對故鄉的人文、環境及風貌進行過多地描述。從開篇背井離鄉的逃難，到后來回鄉尋找失散的親人，故鄉從未以正面的姿態出現，柳家灣仿佛只是作為一個記憶符號而存在，默默承載著告別、回望與找尋。作者僅以幾根“柳枝”便寄托了主人公對家鄉故園的所有情感和依戀，全文沒有刻意說鄉愁，但故鄉早已滲透進一輩輩離鄉人的血液當中，比如陜北特有的方言、稱呼、習慣，以及不時穿插的信天游。

　　如果說故鄉柳家灣象征的是生命之根，那么，井子灣則象征著生存之路與心靈之所。在作者的筆下，草原即意味著世外桃源，它美麗、富足，遠離戰爭和傷害，充滿著開放性與包容性，這里的人們淳樸、善良、好客，然而，就是這一片戰爭都不忍波及的人間綠洲，短短幾年之間卻幾乎毀在了人們日益膨脹的貪欲和對大自然無止境的索取當中。于是，在井子灣全面沙化之前，村莊實行集體搬遷。

　　失去家園，第一次源于戰爭的破壞，第二次源于生態的破壞，但二者實質上沒有太大區別，都是源自于人類內心的貪婪，也都有著致命的破壞力。然而，多數人只看到戰爭的可怕，卻輕視了自然生態的惡化對人類生存可能產生的嚴重后果。《大河人家》是一部現實主義題材的小說，但它的價值之處并不僅僅在于揭示了這一點，它所奏響的也并非一曲家園失守的悲壯挽歌，而是在一代代生命的延續中，勞動人民頑強的生存意識和不斷抗爭、開拓、拼搏、進取的精神，更反映了時代變遷之下，人們對于自我身份和價值的不斷重塑與認定，和對于家園、對于社會強烈的使命感與責任心。

　　柳保華把內心的期望寄托在了兒子柳建國的身上，父子二人頂住了各種壓力，投入到困難重重的治沙造林項目中。自此，祖孫三代人完成了一種對于家園的“逃離—創建—破壞—再次逃離—修復—重建”的過程。而三代人之間，又隱約存在著一種過渡的關系。柳如海一代雖然主動逃離故鄉，但本質上仍舊與故鄉融為一體，對于異鄉（井子灣或其他），只能算是一種客居的關系。到了柳保華一代，井子灣雖不是出生地，但人生的大部分時光都是在這里度過，娶了蒙古族的妻子，交了蒙古族的朋友，融入了大草原的民風民俗和生活習慣。到了第三代柳建國，身體里則完全流淌著蒙古族的血液，與此同時又是在漢民的家庭中成長起來，感情深厚。因此，由這樣一家祖孫三代人完成對同一個家園的守護，既打破了傳統的血脈相承的觀念，又突破了狹隘的地域局限，將民族間的親密與融合用如此巧妙的方式表現出來，從而達到一種和諧、共生、多元的主題意義，不能不說是作者的獨具匠心。

　　正如柳建國感慨的那般“我們的前輩從血腥中走來，他們穿過黃色的沙漠、灰色的植物帶，奔向的目標是綠色的大草原，人類文明就是沿著這樣的線路在遞進、演變啊。”這理想中的綠色大草原，便是整個人類共同生活的理想家園，文明、和諧、健康、發展。（陳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