帶著藝術氣質感受煙火人間——當下長篇小說創作印象

　　我曾經對長篇小說創作的趨勢有過一些概述，濃縮成一個詞，就是“融合”。現代性與現實主義的融合，嚴肅小說主題與流行文學元素的融合，歷史文化與當下生活的融合。至今我還認為，這個概括也許還是有些道理的。今天，要對2020年長篇小說創作進行一番概述，卻覺得很難。

　　這難，一是因為長篇小說創作的分化非常明顯，硬要用一兩個詞語概括，難免牽強附會，以偏概全；二是因為我本人追蹤長篇創作動態十分有限。急速式、惡補式地翻閱了近期影響較大的十多部長篇，似乎又有一些感受可以言說。

　　對自己生活的大地給予文學上的回報

　　2020年的長篇小說，營造出十足的世俗生活煙火氣。對人間煙火的熱衷與描摹，對世俗生活里的歡樂、痛苦與熱情、無奈，對人與人之間親情、友情、愛情酸甜苦辣的復雜感受，對愛與恨、生與死、過去與未來的思考，構成了眾多小說家力圖要去表現的生活畫卷和逐漸推出的主題。當然，任何時候的小說，只要是現實題材的，所寫的無非就是這些生活世相。但生活是由眾多部分構成的，對生活的理解、闡釋有一百個方向可以進入。在特定時期，人們不由自主地會從同一個或相近方向集束式地聚攏，這就是所謂時代風尚吧。小說潮流也是如此。在表現生活的過程中，如此集中對人間煙火的關注，對世俗生活的表現，是2020年長篇小說的突出共性。為了把這種煙火氣表達得淋漓盡致，作家們紛紛把地域文化納入其中，讓讀者知道，同樣是裊裊炊煙，卻是從不同的地方升起的。

　　2020年，最具影響力的長篇小說，是遲子建的《煙火漫卷》。這是一部獻給哈爾濱的傾情之作，是希望寫出哈爾濱百姓生活，也能夠為哈爾濱百姓接受、認可的小說。這種強烈的地域訴求，本來是屬于鄉賢文人的創作追求，而不應當是恰好生活在這里，名聲早已走向全國甚至世界的作家所專注的。過去是小說中無須強化的地域背景，如今直接走到了前臺，成為小說中不容置疑的真實場景。

　　《煙火漫卷》里的每一章，基本上都是從對哈爾濱城市面貌的描寫開始的。遲子建用詩意的語言，在開篇處為哈爾濱描摹了一日之內從清早到黃昏再到深夜的微妙變化，也描摹了這座城市一年四季的異彩紛呈。強調日復一日的生活，就是強調無論冬夏皆如此。而一年四季又各有風姿。小說顯然是有預謀地設置了這種更替。上部的第五章開頭是哈爾濱的春天，第八章是初夏。下部的第三章寫盛夏到初秋，第四章是深秋的景象，第五章是初冬，第六章是隆冬。第八章作為末章，則寫了舊歷大年的氣氛。這些描寫必須是明晰、獨特的哈爾濱標識才能入畫。

　　在強烈的城市標識之下，在散文化的筆法之后，出場的是生活在這座城市里的各色人物。他們或生于斯長于斯，從未離開過，或是這座城市的闖入者、漂泊者、寄居者。他們相遇相交，共同演繹出一個個一年有四季、一日有晝夜的人間故事。他們身上的故事都不恢宏壯闊，卻是每一天必須要過的日子。劉建國、劉驕華兄妹，翁子安、黃娥等外來者，共同演繹了既屬于世俗生活中的常態，又充滿戲劇性、傳奇色彩和情感深度的生活。

　　真的是無獨有偶，這一年，王松出版了一部專寫天津地界上傳統世俗生活的長篇小說，名叫《煙火》。這是一部試圖展現近代以來天津城市文化的小說。百年歷史中，既有大的歷史風云激蕩，更有百姓生活的從容不變。而后者或許正是王松力求要充分展現的。如何把津味兒文化寫活，寫好，把變與不變寫成一體化的生活，讓人間煙火彌漫在百年歷史中，讓天津人也有一部完整呈現自己文化的小說，王松的這一創作理想不可謂不大。

　　幾乎是不約而同，胡學文把地域定義為北方鄉村的《有生》，也在2000年推出。這是一部關于生命史的長篇小說。一個處在生命垂危狀態的老者，一生的職業是接生，迎接超過一萬個生命來到這個世界，她似乎掌握著常人讀解不到的生命密碼。這里呈現的也是百年史，也是地域標識的強化。

　　這些成熟的作家仿佛同時覺悟到，要對自己生活的土地給予一種文學上的回報，是否寫得好自己的土地，這是能否真正擁有讀者的根本所在。與二十年前讀到的百年家族小說相比，今天的小說家們似乎把表現和回答重大社會問題，融入對世俗生活的展現當中。小說當然要回答歷史演進的進程，但也要寫生活中的不變，以顯示文化自身的韌勁和力量。

　　2020年，我還讀到了滕肖瀾描寫上海眾生相的《心居》，同樣是為一個城市里普通人的生活進行真切描寫。在王安憶的《長恨歌》、金宇澄的《繁花》之后，更年輕一代的作家還要再添一把新火，足以見出城市的文化和魅力，正在多側面地以小說的形式打開。賈平凹的《暫坐》，把西安改叫西京，曲江換名為曲湖，但鐘樓、鼓樓、大雁塔、秦嶺，這些確鑿的地名，早已可知，這又是作家為西安獻上的一部“市情報告”。拾云樓也罷，茶莊也罷，都有這座古都在今天流溢出的生活氣息，也是對人間煙火的描摹。吳君的《萬福》是寫深圳的，自然更多一些動蕩起伏，王堯的《民謠》、張忌的《南貨店》，寫南方鄉村生活，無論是從記憶中挖掘，還是從現實中提煉，表現的都是人間煙火與歷史風云的錯綜復雜。

　　人間煙火突然成為小說家們想要表現的對象。從小說表達上可以看出，對世俗生活的關注，使這些小說天然地具有可靠性和可讀性。作家們不是寫地方志一樣寫地域，也不是散文化地一味抒情。小說的故事性，故事的小說性，是他們創作中的自覺追求。對細節的刻畫更顯精益求精。《煙火漫卷》在故事結構的總體設計上，在情節與情節的環環相扣上，在細節描寫的精準上，可以見出遲子建在短篇小說創作上的功力。胡學文的《有生》以綿密的意象顯示出創作資源的豐沛。可以說，他對生活的熟稔和理解，配得上用這近60萬字的敘述。“螞蟻在竄”，以這個貫穿始終的意象為代表，胡學文對眾多人物的塑造用盡了心力。王松也一樣體現出沉穩的創作心態。這些長篇小說，多以素描的功底，工筆的力度，全景圖的構思，描寫著事實上并不清晰，線索極其紛繁、煙火繚繞的世俗生活。

　　在尋常的日作夜息中探尋不一般的意義和價值

　　2020年的長篇小說，又體現出另一集中的特點，那就是在世俗煙火的描寫中，表現與之本來并不搭調的藝術生活。這真是有意思的現象。

　　還是先說《煙火漫卷》，盡管其中的主要人物，劉建國是下崗工人，妹妹劉驕華是警察出身，黃娥是進城農民工，與藝術并無關聯。然而，音樂，而且是高雅的古典音樂，卻在小說里成為另一條重要的線索。很多故事，包括核心情節，都與音樂和音樂廳有關。遲子建以各種方式為這種加入進行了合理解釋。哈爾濱的城市氣質本來就是以音樂為主打，去不去欣賞，音樂生活都與城市里的每個人有關。在詩意化的城市晝夜與四季變化中，在音樂廳的樂曲聲中，出入的又不無劉建國這樣的平民百姓。但這就是生活，它們很好糅合在了一起。

　　王蒙的《笑的風》也寫了音樂，古典音樂史上多個響亮名字在小說里閃現。這一年，還有房偉的小說直接就叫《血色莫扎特》，一個“鋼琴王子”的另類故事。除了音樂，其他藝術生活也多有進入小說。馮驥才的《藝術家們》，是寫畫家生活的。同樣寫到美術的，我還讀到了云南作家傅澤剛的《藝術圈》。

　　不只是音樂和美術，多個藝術領域，多重藝術生活在小說里以各種方式存在著。或臺前，或幕后，或是故事主體，或是主體故事的“引子”。李宏偉的《灰衣簡史》以影視公司為故事緣起，雖然不是為了藝術而寫藝術，那也是起到引子的作用。劉慶邦的《女工繪》，依然是寫礦區生活，礦工題材，但這回出現的，是礦區的文藝宣傳隊，主要工作是唱歌跳舞。王松的《煙火》則把相聲文化與天津的民間口語文化進行了某種結合。《暫坐》里有古琴演奏，也有宣紙筆硯，《民謠》里鄉村里的戲曲圍觀，等等。2020年末，在陳彥的《裝臺》改編成電視劇的熱播之際，又讀到這么多表現藝術生活的長篇小說，真讓人覺得趣味盎然。

　　這種把物質生活與精神生活、世俗話題與藝術話題摻雜在一起，或者以藝術之名展開另外一重生活，或者在表現藝術家們的特異生活時，一樣呈現著他們“非藝術”的一面，甚至在極其普通的生活中閃現精神之光的小說創作，在一定時期集中出現，并非完全屬于偶然。大家經歷了向往物質到向往精神的過程，現在則更愿意辯證地、結合地看待生活了。就像路內的《霧行者》一樣，一輛卡車里裝載著貨物，滿中國跑，但這不影響人物在疲憊的間隙談論高深的文學問題。談論尼采、陀思妥耶夫斯基，討論喬伊斯、艾略特，話題簡直堪比大學里的文學課堂，本來像一部“公路小說”，卻融進了許多書齋里的話題，小說家為什么要這樣構思作品，耐人尋味。

　　讓生活成為日常，成為它本來的樣子，又從這尋常人家的日作夜息中，探尋出不一般的意義與價值，這就是我看到的小說景觀。藝術上的本色追求可以從多方面得到印證。鐘求是的《等待呼吸》，毛建軍的《美順與長生》，試圖讓愛情的糾葛限定在“言情小說”范圍內，讓生活按照本來的樣子呈現在小說里，不去刻意拔高此外的意義。張平的《生死守護》，在一以貫之的反腐題材中，展開了一幅眾多普通人悲喜生活的圖景。呂錚的《三叉戟之縱橫四海》，對警察人物的塑造，寫出了他們各自不同的人生選擇和命運沉浮。劍膽琴心兼具，方是小說里的人生世界。

　　行走在煙火氣與藝術氛圍之間，帶著藝術氣質去感受日復一日的生活，小說家還將發現哪些不一樣的風景，奏出怎樣風格獨異的樂章，值得我們在閱讀中繼續期待。

　　(作者：閻晶明，系中國作協黨組成員、書記處書記、副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