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來：做個熱愛生活的“驢友”

　　阿來近照  韓業庭攝

　　只有在寫作的短暫瞬間，他才會意識到自己在從事文學工作。生活于他，就是一場旅行，文學作品像是旅行中產生表達欲望后的副產品。行走構成了他創作的基礎，形成了他創作的源泉,讓他創作出《塵埃落定》《格薩爾王》《云中記》等不一樣的作品。

　　采訪阿來是在一個科技主題峰會的間隙。他是那個峰會的嘉賓。參加會議的還有中國科學院院士韓啟德、生物學家饒毅、量子科學家張勝譽……相較于他們，身為作家的阿來有些跨界。不過，他很享受這種文學圈之外的活動。只有在寫作的短暫瞬間，他才會意識到自己在從事文學工作。很多時候，他更像個滿懷好奇心的“驢友”，熱衷行走，喜歡勘探，樂于思考，生活于他，就是一場旅行，文學作品像是旅行中產生表達欲望后的副產品。

　　幾年前，智利一所大學請阿來去講學，問他對行程有何要求，他打開一本聶魯達的詩集，把詩中的很多地名圈了出來，“就去這些地方”。讀書，然后到現場，不管地方有多遠，這就是阿來的“旅行指南”。按照“跟著書本去旅行”的習慣，阿來讀了卡彭鐵爾去了古巴，讀了略薩去了秘魯，讀了帕斯和魯爾福去了墨西哥，而東南亞國家，他基本沒去過，因為沒讀過那些國家作家的作品。

　　行走構成了阿來文學創作的重要基礎，形成了阿來文學創作的源泉、動力與保障。20多年前，年輕的阿來就走遍了四川阿壩幾萬平方公里的土地，翻閱了18位土司50余萬字的家族史，最后寫出長篇小說《塵埃落定》，獲得了茅盾文學獎。游歷完西藏，他又把旅途中的所看、所想、所感、所聞，傾訴到了散文集《大地的階梯》中。后來寫《空山》，寫《格薩爾王》，寫《瞻對》，每次動筆前，他都要出去走一走、看一看，行李箱中除了書，還有野外露宿的帳篷、睡袋，行程少則十多天，多則兩個月。

　　采訪中，很少聽到阿來把到各地游歷叫作“采風”。或許，在他的潛意識里，采風多少有些根據預設目標進行擷取選擇的意思，而他希望自己的寫作隨心而動，這個“心”就是想寫的沖動、想表達的愿望。正如他自己所言，“有人寫作靠靈感，而我寫作靠情緒”。不過，他并非有點情緒就下筆。每次有了想寫的沖動，阿來都會強制自己放一放，過了一段時間，沖動再次來襲，就再抑制一下，最后反復多次，不得不寫時，才會動筆。阿來認為，只有這樣才能在寫作過程中保持真正的藝術風格。

　　2008年，“5·12”汶川地震發生后，阿來作為志愿者參加抗震救災，每天抬傷員，挖尸體，目睹了大量生死故事。當時，很多刊物跟他約稿，他沒寫。震后一周年、兩周年、三周年……周圍的作家發表了大量紀念作品，他仍然沒寫。一直到十年后5月12日的下午，成都大街上警報回響、汽笛長鳴，坐在書桌前的阿來突然淚流滿面，十年前所見的那些生死場面，又一次清晰地浮現在眼前。那一刻，他覺得“確實到時候了”，隨即提筆寫出長篇小說《云中記》。

　　每到一處，阿來除了喜歡聽各種故事，還對當地的地理尤其植物十分感興趣。他的電腦里存著數萬張他拍攝的植物圖片，點擊進去仿佛就進入了一個豐饒而神奇的世界。遲子建曾這樣描寫阿來：“當一行人熱熱鬧鬧地在風景名勝前留影時，阿來卻是獨自走向別處，將鏡頭聚焦在花朵上。花兒在陽光和風中千姿百態，賞花和拍花的阿來，也是千姿百態。這時的花兒成了隱秘的河流，而阿來是自由的魚兒。印象最深的是他屈膝拍花的姿態，就像是向花兒求愛。”讓人吃驚的是，阿來不僅可以辨認出數千種植物，還能準確講出每種植物的歸類、習性、用途。“青藏高原上80%的植物我都認識，在這方面，我甚至比大學里植物學方面的學者知道的都多。”他頗為得意地說，“寫小說不僅是簡單地寫個精彩的故事，還是深入生活、了解歷史、了解地理、提升自己、豐富自己的過程，我非常享受這個過程。”阿來像個月下散步的詩人，走走停停，不疾不徐，他出發不是為了到達彼岸，在意的是路邊的風景和那份怡然自得。

　　如今年逾六旬的阿來，對很多事情看得更開、更明白。被問及如何看待他的那個突然走紅的四川老鄉丁真，他兩手一攤說道：“我們樂此不疲地討論這些事情干什么？一個普通人因為一個表情突然走紅網絡，本就莫名其妙。再加上引發一幫人支持、另一幫人反對的全民大討論，這本身就是一種反諷，最高興的唯有資本。”阿來覺得，現在對很多所謂“網絡熱點”的討論陷入了“意義的空轉”，本想遠離喧囂的他，最后竟然也被迫加入討論，對此他只能報以一聲嘆息、一絲苦笑。

　　談到當下熱鬧的網絡文學以及大眾文化消費內容的淺薄化、娛樂化等話題，阿來說：“當我們覺得讀的文字比較淺薄的時候，有些人連文字都不想看了，而是去看視頻了，甚至想直接進入游戲扮演故事中的角色，這種由技術和資本推動的時代趨勢，少數像我一樣的知識分子想阻止是不可能的。”不過，就像梭羅遠離城市隱居于瓦爾登湖畔，阿來也在用他的方式，與“時代趨勢”保持著一種疏離，那就是堅持自我，繼續自己的旅途——讀書、游歷、觀察、思考、寫作，同時仍對這個世界抱有善意和希望。（韓業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