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時代語言規范：穩定與發展的平衡

　　【語言論壇】

　　主持人語

　　20世紀50年代，《語法修辭講話》在全國掀起了漢語規范化熱潮，社會上普遍樹立了規范意識。規范就是使語言符合一定的標準，使語言表達通順、連貫、得體。從此，我國大學的中國文學系改成了中國語言文學系，普遍開設現代漢語課，現代漢語學科開始迅速發展。不忘本來初心，借鑒吸收外來，守正整合創新，更好面對未來。今天我們紀念《語法修辭講話》發表70年，希望能夠再次喚起大家對語言規范的重視，更好維護祖國語言文字健康發展。

　　——馬慶株(南開大學教授)

　　語言要維持正常的交際功能并保持自身活力，就必須在穩定與發展之間找到平衡，而前者主要表現為規范以及對規范的遵守。所以，對于語言及其運用而言，規范的作用與意義巨大。

　　筆者在現代漢語史研究中，曾經以語法為例，將1949年以前的早期現代漢語歸納為紛紜復雜、同義形式多、“超常”現象多等幾個特點。而這些特點基本都與當時語言使用中“無法可依(沒有明確的規范)”和“有法不依(局部規范得不到很好落實與遵守)”有直接關系。

　　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新中國成立后，黨和國家開展了大規模的語言文字規范化運動。其標志性起點就是《人民日報》于1951年6月6日刊登社論《正確地使用祖國的語言，為語言的純潔和健康而斗爭！》，以及連載呂叔湘、朱德熙的《語法修辭講話》。今年恰逢《社論》及《講話》發表70周年，此時我們非常有必要回顧、總結新中國成立以來語言規范工作的得失，并且在此基礎上重新認識新時代語言規范的意義和價值。

　　統觀70年的語言文字規范工作，一方面確實取得了巨大成就，但同時也存在一些比較突出的問題。后者歸納起來主要有兩點，即兩個極端的表現：一是規范過度，二是規范缺失。二者都直接或間接地在一定程度上給語言規范工作以及不同時期和階段的語言使用帶來一些問題。

　　所謂規范過度，就是堅持剛性標準，對豐富多樣的語言現象進行要么規范、要么不規范的二元對立劃分，一定程度上忽略了語言的習用性及發展性。至于規范缺失，則更多地表現在“文革”及改革開放后的一段時間里，社會語言文字使用存在一定程度上的混亂甚至失控，比如繁體字回潮、影視字幕錯別字盛行、網絡語言“侵入”自然語言等。

　　對上述問題進行反思，得出的一個深刻教訓就是語言規范實踐中“管”與“放”不能失衡，應在兩者之間找到最佳平衡點，而這應該成為語言規范理論與實踐的核心內容之一。

　　近些年來，在充分反思以往語言規范理論及實踐得失的基礎上，人們的規范觀取得了巨大進步。概括而言，主要體現在五個方面：一是由剛性觀到柔性觀，二是由靜態觀到動態觀，三是由一元觀(只注重語言規范)到二元觀(語言、言語規范并重)，四是從不同角度建立了語言規范的層次觀，五是建立了為語言用戶服務、提高其“交際值”的語言規范價值觀。

　　上述規范觀的進步已經在當下的社會語用中體現出來。比如，2003年和2020年兩次疫情中相關指稱形式的產生和使用狀況，就是規范得失的兩個典型案例，其中頗多值得總結與反思之處。

　　賀國偉在《漢語詞語的產生與定型》一書中談到，2003年春天，當媒體正式使用“非典型性肺炎”后僅兩天，各地報刊就開始以“非典”作為正式使用的縮略詞。筆者也在《現代漢語史》一書中就《人民日報》所用的“非典型(性)肺炎—非典—典/非”等做過調查。2003年2月11日出現“非典型肺炎”，次日出現“非典型性肺炎”，而“非典”的初現時間是2003年4月5日。2003年4月18日，新的組合形式“抗非典”出現，接下來很快就產生了兩個完全同義的簡縮形式“抗典”和“抗非”，此外還有類推而生且完全同義的“防非”和“防典”。這兩組四個簡縮形式都有很高的使用頻率。且不說“非典”這一簡縮形式的理據是否充分，以及后來又半路殺出個SARS及其音譯形式“薩斯”等而造成的一實多名，僅就意思完全相同的“抗典”與“抗非”“防非”和“防典”并存并用這一點來說，顯然就存在語言規范工作的迷失與缺位。

　　再看2020年，從最初的“新型冠狀病毒肺炎”到定型化的“新冠肺炎”，在極短的時間內就完成了包括專家闡述、網民發聲、權威機構最終確定這樣一個完整的規范流程。比如，從旗幟鮮明地反對污名化的命名，如“武漢肺炎”，到正面論述“新冠肺炎”簡縮形式的學理依據，以及預測進一步的合理發展(有可能再進一步簡縮為“新冠”)……專家學者在命名過程中發揮了至關重要的作用，同時也彰顯了語言規范工作的作用和功效。最終，人們看到的結果是，既不存在一實多名，也不存在一名多實的情況，總體而言堪稱完美。

　　由此產生的一個認識是，在新時代的新背景下，語言規范依然有其巨大的意義和價值，簡而言之有以下幾個要點：

　　其一，在新的社會條件下，人們對語言產生了許多新認識，比如認為它是一種重要資源，關乎國家安全、社會穩定、文化進步、個人發展，由此決定了對語言健康與正確使用的更大、更多的現實需求，這就對語言規范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也使之具有更大的價值。

　　其二，在互聯網時代以及融媒體高度發達的背景下，社會語言生活日趨多元，語言使用狀況愈加復雜。由此，語言規范的必要性、重要性日益突顯；同時，如何認識規范，怎樣確定以及貫徹、落實規范，也成為必須著手進行的緊迫課題。

　　其三，當今現實語言生活及語言運用中存在的很多問題，都與語言用戶規范意識淡漠甚至缺失，以及有關部門認識錯位與管理不到位甚至缺位等因素直接相關，在這種情況下，語言規范工作必須直面現實，勇敢擔負起匡謬正俗的職責，更好地為語言用戶及其交際服務。

　　(作者：刁晏斌，系北京師范大學文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