固學術之本 浚新思之源——學者陳平原談“中國近代文學文獻叢刊”

　　《中國近代文學文獻叢刊·漢譯文學卷》

　　執行主編 陳平原

　　商務印書館

　　《兒童生活漫畫》

　　豐子愷 作

　　兒童書局 1933年出版

　　《稻草人》 葉紹鈞 著

　　商務印書館 1923年出版

　　正文第三十四、三十五頁

　　【新書訪談錄】

　　五百卷文獻，盡可能“稀見”

　　光明悅讀：近日，《中國近代文學文獻叢刊·漢譯文學卷》由商務印書館出版了。此前，它的戲劇、小說、散文等卷也已出版。作為整套叢刊的主編，您能否介紹，是一套怎樣的書，它的編輯緣起是什么？據您了解，當前我國近代文獻的保存與分布，大致呈現一種怎樣的狀態？

　　陳平原： “中國近代文學文獻叢刊”是一套旨在收錄與影印出版中國近代文學文獻的叢書，擬用十年時間，推出數千種晚清至新中國成立前的文學圖書，含詩歌、散文、小說、戲劇、文學研究、外國文學譯作六大類。

　　相較中國古籍有系統的整理與出版規劃，中國近代文獻就沒有那么幸運了。中國近代文獻，被收藏在國內各大圖書館，也有大量散落在海外，目前還沒有一部相對系統完整的叢刊予以收錄。考慮到大部分圖書的紙張已十分脆弱，經不起再三翻閱，很多圖書館已不再出借。這個時候，采取必要的手段，以出版的方式，讓更多作品能面世并長期保存且傳承下去，就顯得較為緊迫。

　　晚清以降出版的書籍，近二十年雖也有不少整理與重印，但像“中國近代文學文獻叢刊”這樣網羅八方、規模宏大的計劃，尚屬首見。若能順利完成，則能嘉惠學界，讓更多人得以看見近代文獻的原貌。

　　光明悅讀：目前業已推出的詩歌100卷含260余部詩集，戲劇100卷含260余部戲劇，小說第一輯100卷含210余種作品，散文100卷含190余部散文集，漢譯文學100卷含170余部小說或作品集，它們是從多少部文學作品中遴選出來的？選擇的標準是什么？為讀者展現了一幅怎樣的文學圖景？

　　陳平原： 已出版和擬出版的文學文獻，是從約5萬種文學書籍中選出來的。選擇的主要標準是稀見性。當前已刊出的500卷，加上三聯書店馬上推出的文學研究40卷，共計有1000余部各類文學作品，約80%從上世紀70年代起就再沒印刷出版過。

　　梳理已出版的作品目錄，讀者不難發現，其中既有魯迅、沈從文、冰心、郁達夫等名家的作品，更多的是今天大家已不太熟悉的作家的作品。名家作品，其相關文集已有系統整理，并不稀見，只有較為珍貴的版本，如魯迅《吶喊》的首版，我們會選進來。關于其余的作家及作品，我們的輯錄思路是——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趣味，今人的選擇不一定準確，不妨把眼光放遠、門檻降低，讓更多圖書入圍，盡可能擴大“保護圈層”。至于呈現了一幅怎樣的文學圖景，我認為是盡可能全面反映一個時期文學的整體面貌。

　　存一代史料，賡續“五四”以來的新文化傳統

　　光明悅讀：您在叢刊總序里寫道，中國人說“傳統”，往往指的是遙遠的過去，比如辛亥革命以前的中國文化，尤其是以孔子為代表的儒家；其實，晚清以降的中國文化、思想、學術，早就構成了一個新傳統。可以這么說，以孔夫子為代表的中國文化，是一個偉大的傳統；以蔡元培、陳獨秀、李大釗、魯迅等為代表的“五四”新文化，也是一個偉大的傳統，且更為切近當下國人的習慣。那么，這是一個怎樣的傳統？

　　陳平原： 人類歷史上，有過許多關鍵時刻，其巨大的輻射力量，對后世產生了決定性影響。對于20世紀中國思想文化進程來說，“五四”便扮演了這樣的重要角色。我不主張將“五四”局限于1919年的學生運動，而希望兼及1915至1922年間，在神州大地漸次展開的文學革命、思想革命與政治革命。

　　那么，什么是“五四”新文化呢？我傾向于將其認定為一種成功的“文化斷裂”。首先需要說明的是，“文化斷裂”并非貶義。不僅“五四”，戊戌變法、辛亥革命、全民族抗戰、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等，都呈現某種對此前歷史、文化的“中斷”狀態。近年來被隆重紀念的已逾四十年的改革開放，同樣也是如此。

　　為何它是一種成功的“文化斷裂”呢？第一，它并不局限于文化層面，而是牽涉甚廣，尤其是在制度性變化層面。第二，它實績突出，無論是文學創作、學術研究還是制度建設，新文化運動同人的貢獻全都可圈可點。第三，它的斷裂，包含著某種連續性，既不是全然的新，也不是純粹的舊。第四，它既非全盤西化，也不是固守傳統。第五，它兼及突破的勇氣及彌合裂縫的自覺。第六，“五四”新文化人掌握了話語權，能實現自我經典化。第七，它從未被世人遺忘，而是引來不斷的言說，成為一代代人精神史上必不可少的對話目標。

　　茅盾曾用“尼羅河的大泛濫”來比喻“五四”新文學，我覺得這個比喻也適用于“五四”新文化。尼羅河泛濫，自然是泥沙俱下，當時很不好看，但給下游送去了廣袤的沃土，是日后豐收的保證。

　　光明悅讀：怎么評價“五四”新文化對今天中國的影響？

　　陳平原： 今人很容易根據自己的專長，挑剔前輩的天真，甚至認為他們淺薄，其實，“五四”新文化人那種“鐵肩擔道義，妙手著文章”的志向，以及文采飛揚、思想深邃、行動果敢的能力，是后世的我們很難企及的。將“五四”確定為“青年節”而不是“文藝節”，正是看重其青春勃發、上下求索的剛毅與雄健。“五四”是一個重要的精神標桿——時代早已變遷，但其生氣淋漓的生命形態，依舊值得今人馳想與紀念。

　　光明悅讀：那么，“中國近代文學文獻叢刊”，怎樣體現“五四”新文化的傳統？

　　陳平原： 叢刊只是史料，晚清以降產生的文學文本，我們盡量收錄其中，還沒做太多整理和研究。其內在的敘事邏輯、精神指向、審美情趣，外在的文本特征以及一段時期以來的發展路徑等，還有待研究者發掘與闡揚。

　　光明悅讀：那么，這套叢書編輯的目的，其實是為進一步研究提供史料。您認為，史料之于學術，有著怎樣的價值？

　　陳平原： 一個時代的學術發展跟一個時代史料的發掘是互為因果的。有了新的史料就會有新的眼光，有了新的眼光才會有新的論述。在各個學科中，尤其是人文社科領域，這一規律有各種各樣的呈現。比如說，我們想了解古代中國，會特別關注考古。考古史料的發現，會打開一個我們所不熟悉的新世界。在現代文學研究領域，我們會特別關注報刊，報刊作為一種史料，其文本的采納和研究思路的引進，會讓我們對現代文學的整體論述產生大的變化。

　　歸根結底，史料乃學術之本。沒有相對完善的資料積累，學界很難展開深入研究。在此意義上，存一代文獻，乃學者及出版人的共同責任。

　　本固之后，新思方能涵育

　　光明悅讀：您在小說與散文研究領域深耕多年，以小說為例，中國現當代文學創作，如何逐步建立起自己的范式？這條努力的路徑，如何通過這套叢書體現出來？

　　陳平原： 如果范式建立是指敘事模式的轉變，那么這個轉變，基本上是由以梁啟超、林紓、吳趼人為代表的與以魯迅、郁達夫、葉圣陶為代表的兩代作家共同完成的。前者以1902年《新小說》的創刊為標志，正式實踐“小說界革命”主張，創作出一大批既不同于中國古代小說，又不同于“五四”以后的現代小說，時人稱其為“新小說”。后者沒有小說革命之類的代表性宣言，但以1918年《狂人日記》的發表為標志，在主題、文體、敘事方式等層面全面突破傳統小說的樊籬，正式開創了延續至今的中國現代小說。

　　我曾經提出過一個論斷，提出20世紀是小說的世紀。這么說，一方面是因為在中國傳統文學里，中心文體是詩、詞、曲、賦、文章等，但到了20世紀，小說被提到了空前重要的位置。另一方面，20世紀的小說，尤其是近代小說，被寄予了改良社會的厚望。要新一國之民，首先要新一國之小說。從這個角度來看，這套叢書的整理，就有了關照社會變革進程的意味。

　　至于構建自身現當代文學創作范式的路徑，如何通過這套叢書體現出來，我不敢下定論，我們目前所做的工作只是收錄，文本特征還有待研究。

　　光明悅讀：去年是北京大學中文系建系110周年，您曾在《光明日報》上撰文，提倡我們應該建立起自己的學術自信。那么，如何建立學術自信？

　　陳平原： 目前我們正在逐步建立對自身文化和學術的信心。這個信心，包含了對中國道路、中國命運的信心，也包含對中國學術信譽的構建。這需要一步一個腳印，甚至幾代學者的不懈努力。我們能做的，就是不忘本來、放眼未來，強基固本、涵育新思。

　　（本報記者 韓寒）（本文圖片均選自“中國近代文學文獻叢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