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川紀行》：一位植物學大家的“生境”

　　《山川紀行》：一位植物學大家的“生境”

　　作者：趙允芳 發布時間：2021-11-30 10:01:00來源： 新華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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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川紀行：第三極發現之旅——臧穆科學考察手記》厚厚三卷本，剛獲評入選中國圖書評論學會的“中國好書”榜。一生“原本山川，極命草木”的臧穆（1930—2011）先生，曾任中國科學院昆明植物研究所研究員，主要從事真菌科學研究，該書收載了他1975年至2007年長達32年的野外考察紀實寫生，既包括地形地貌、植被類型、植物真菌、標本信息、生境海拔、風土人情、歷史文化等方面的原始記錄，也包括其大量寫生和詩書文字。

　　作為一名重度的菌菇愛好者，得承認我是先嗅到了書中隱藏的某種美味氣息，才真正有了讀下去的勇氣和動力。人間至味大都藏于深山老林，雖然現在的人工培育技術已頗了得，但那種唾手可得的便利，卻也全然消弭了踏破鐵鞋眾里尋它的期冀與快意。多年前，東北學者胡冬林寫的《蘑菇課》里有這樣一串數據：已知大型真菌744種，其中340種可食用，192種可藥用，致命毒菌有102種之多……而所有這些加起來，只不過是大自然中各種真菌的5%，剩余95%迄今尚未被人類知曉。

　　臧穆先生正是一位在真菌學領域立下開創之功、享有國際盛譽的大家、名家。他于1975年第一次入藏，就是為了考察真菌。他的野外科考日記，也始于這一年。

　　青藏高原被稱為地球南、北兩極之外的“第三極”，其垂直梯度上的不同海拔地帶擁有多樣化的植物物種。臧穆在青藏高原南部和橫斷山區進行了全面的野外考察，收集了大量一手資料和真菌標本，著手創建了隱花植物標本館，向世界介紹西藏真菌的多樣性。至2010年，這所隱花植物標本館已收藏真菌、地衣和苔蘚標本近30萬號。臧穆獨樹一幟開創了中國西南地區高等真菌綜合研究之先河，對許多類群的專題研究均取得重要突破。

　　我國是一個食用菌生產和出口大國。菌類產品出口時，須標注準確的名稱，但由于野生食用菌品種繁多，且產地不同，各地在菌菇名稱上一直缺乏科學的認定和統一的標準。臧穆先生對食用菌及藥用菌進行長年的調查、核實和考訂，提出很多獨到見解，極大促進了資源的開發利用。

　　和一般的科考手記不同，《山川紀行》的文筆極為生動，有時簡直妙趣橫生，相信這也是許多外行能夠堅持將這塊“大磚頭”一路捧讀下去的興奮點。

　　譬如，1997年夏，臧穆先生在云南撫仙湖一帶考察，他如此這般記載了研究員褚嘉祐向他講述的，關于當地人過量食用“見手青”（一種牛肝菌）后的神秘反應——

　　“云食見手青，如多于10個，量大，食后有幻覺，均為15厘米左右的小人，戴墨西哥草帽，身上著彩衣，色極鮮艷，行走方便，此時人思維清楚。褚（即褚嘉祐）在行醫為病人診斷時，病人稱此小人在其診察室中魚貫而入。他曾對來求醫的病人說，這些小人，請勿踩到他們。小人的衣著顏色極艷麗，凡中毒有此幻覺者，均有同幻象感。1小時后，所見衣著和臉色，均成綠色，色單一而后淡失。”

　　更有意思的是，臧穆先生還在這段日記下方，信手勾勒了五個戴著大草帽、叉腰作態的小墨西哥人，可謂風趣之至。

　　若以為，這是臧穆先生在枯燥寂寞的科考途中偶一為之的戲筆，那就錯了。他在繪畫、書法、歷史、詩詞、京劇、體育等方面皆有造詣，是一位公認的“通今博古”“文理兼通”“科學與藝術融合”的科學界“高才、奇才、怪才”（劉增羽語）。因此，這本《山川紀行》不僅在植物學領域開創了多個第一，且具有很高的文學藝術價值。

　　臧穆在書法上向以“板橋體”著稱，朋友曾向他討要書畫作品，臧穆先生便臨了一幅《孤竹圖》，并題上“春風放膽來梳柳，夜雨瞞人去潤花”。在當日手記中，他以“為人要實勿虛，待人應誠勿偽”來抒懷自勉。

　　讀《山川紀行》，我會時不時被老先生突如其來的一筆所觸動。1982年的一個秋日，他在西藏日東考察時，首次采到了一種花斑煙桿蘚。當天，“群山雨意正濃，巒際模糊，唯聽泉水淙淙，偶有鳥啼相輔”，但這一天并非全然詩意，先生“夜復左足陣痛。夢遇兩位慈母（即他的生母和養母），醒來益覺夜寒浸膝，頗感蒼涼”。彌漫科考途中的刻骨鄉愁，使這部科考筆記有了別樣的氣息。

　　《山川紀行》還收錄了臧穆先生贈與一位即將赴京任職的友人的《幽蘭圖》。畫面上的蘭草疏朗清俊，細讀其題字，更是大有意味——

　　“滿幅皆君子，其沒以棘刺，終之何也？蓋君子能容納小人，無小人亦不能成君子。故棘中之蘭，其花更碩茂也。你君子也，持此意以處京畿無往不利。千里之外，無所贈寄。姑以此為壓緘之物耳。”

　　臧穆先生對于君子、小人的辯證認知，可謂句句中的，別有哲理意蘊。

　　臧穆除了熱愛板橋，也熱愛東坡。在手記中，他對東坡詞信手拈來，如一次晨起觀湖，忽爾想到，“蘇東坡寫西湖，用‘漪’字，今日見之，方知古人用字的深入，是謂百煉推敲后，用字如惜金”。

　　真菌考察，尤須雨季進行，冒雨考察采集便成了家常便飯。在考察現場，臧穆必用鉛筆畫對標本進行素描，晚上回到駐地，來不及換掉被雨打濕的衣物，立即著手烤制標本。待一切忙好，他又要在蠟燭映照下憑著記憶給白天的素描填色，“不記錄的話，到哪里采的標本的生境都不知道”。

　　這里的“生境”一詞，莫名，深深，打動了我。

　　先生之所謂“生境”，乃一樸素的植物學詞匯，大致是指所采標本的生存環境，如地質、地貌、植被、氣候等。在入藏科考時，臧穆不僅專注于標本的采集記錄，更注重對其生長環境進行圖文記錄。

　　標本各有其“生境”，人也一樣。那么，這樣一位學貫古今、文理兼通，且幽默通透、極富人格魅力的植物學大家的“生境”，又是怎樣的？

　　原來，臧穆自幼酷愛書法繪畫，一度打算報考藝術院校，最后聽從父親建議，考入東吳大學生物系，學了自然科學。東吳大學中文校訓為“養天地正氣，法古今完人”，英文校訓則是“Unto a Full-grown Man”，即為社會造就完美的人格。這所大學“強調學生的人格陶冶，講求實證和效率的思想”（胡宗剛語）對臧穆影響尤深，也為其幾近完美的學術人生奠定了基礎。

　　臧穆的藝術夢想雖因這次學業轉向而貌似中斷，廣袤的大自然卻構成了他另一個極為重要的“生境”。不斷行走于山川江河之間，讓他心底里不滅的藝術世界愈為生動飽滿。如他深入云南大山，時常會發出迥異于一般植物學家的感喟，“山水畫，要搜盡天下奇石打草稿”；看到險峻一景，又念及“如傅抱石先生見此，必能飛筆寫出雄姿，我則不及其萬一”；在云南上帕鎮上帕村科考，遠眺怒江和飛瀑，又忍不住思緒飛揚：“李可染寫山水，黑色一片，唯留一線銀白明亮。白云如兒童明眸，明亮有光矣。余遠觀飛瀑，見竹影搖曳，隨風招展，聞瀑聲滿谷，蕩然滌心，超然物外。人在大山大水中，實樂事耳。”這樣的活潑筆觸和跳脫思維，早已越出了常規的植物學“科考體”，而近乎一篇優美的散文了。

　　人之“生境”各異，臧穆先生之學境、心境，皆為無人之境、進無止境中磨礪所得。捧讀《山川紀行》，有如親眼得見這位溫柔敦厚、真摯博雅的長者，聽其娓娓細語，若臨秋水，如沐春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