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書寫文化覺醒的磅礴力量——讀長篇小說《覺醒年代》

　　“中國共產黨的成立，絕不僅僅是我們這些知識分子的覺醒，它首先是中國工人階級的覺醒，是全體中國人民的覺醒，是中華民族的偉大覺醒。”在長篇歷史小說《覺醒年代》（安徽人民出版社2021年12月出版）的尾聲，作者龍平平借青年毛澤東之口亮明主旨，水到渠成。掩卷沉思，知識分子、工人階級、中國人民、中華民族的覺醒，歸根結底，都得益于文化覺醒，“所謂文化覺醒，不是簡單意義上的思想觀念變化，而是喚醒沉睡或被束縛的自我意識，對世界、民族和個人前途命運進行科學理性地自覺認知和踐行追求”。這部70萬字的皇皇巨著告訴我們：沒有啟蒙思想、開啟民智、改造社會的新文化運動，就沒有中國共產黨的成立；沒有文化覺醒，就沒有中華民族百年來從站起來、富起來到強起來的偉大巨變。

　　中華文化綿延不絕，中國歷史常讀常新。小說《覺醒年代》濃墨重彩的是1915年《青年雜志》問世到1921年《新青年》成為中國共產黨機關刊物期間新文化運動的前因后果，各大歷史事件，各色階層人物，各方政治勢力，各種思潮主義，魚龍混雜，眾聲喧嘩，你方唱罷我登場，各領風騷好幾年。而在這“三千年未遇之大變局，三千年未遇之大強敵”的時代，始終貫穿著一個醒目的主題，那就是文化的沖突與覺醒，這種沖突與覺醒既存在于本國舊文化與新文化之間，也存在于本國文化與外國文化之間，前者決定了我們究竟要建設怎樣的中華文化，后者決定了我們究竟要走怎樣的中國道路，二者的根本旨歸在于喚醒沉睡的中國雄獅，讓中國人掌握自己的命運，讓中華民族得以復興。

　　　　電視劇《覺醒年代》中，陳獨秀（左一）與他的兩個兒子暢談革命理想。資料圖片

　　文化是民族的精神命脈。現代中國的文化建設，是在古與今、新與舊文化的論爭中一點點地確立起來的。在大變革大轉折時代，破舊立新是大勢所趨，厚今薄古是時代所向。小說尊重歷史并力求還原歷史，有意將新舊文化人物對照刻畫，以呈現當時文化沖突的激烈性與復雜性。究竟如何看待文化的古與今、新與舊？在“北上風云”一章，蔡元培和陳獨秀有一番對話，很有意味。陳獨秀和辜鴻銘的爭吵，讓蔡元培想起思想自由、百家爭鳴的春秋戰國時代，“百家爭鳴，各種思想的大撞擊引發出了中華文化的繁榮發展，造就了后來大秦帝國集權政治的鼎盛期，中國歷史完成了一次大轉折”。主張“學術自由、兼容并包”的蔡元培，努力將北大打造成古與今、新與舊各種思想百家爭鳴的大舞臺，為新文化的誕生培植沃土，由此推動社會和政治的革新。陳獨秀認為新文化的倡導要“以與舊文化的決裂為基礎”，而蔡元培則認為，“文化是割不斷的。新文化只能在舊文化的襁褓里生長，是對舊文化的揚棄和革新”。文化是次第相續、舊中出新、古為今用的，這是一種合乎作者心意的辯證統一的文化觀，連“桀驁不馴”的陳獨秀也心悅誠服。正是這種“兼容并包”的文化主張，使得新舊文化、古今文化得以化干戈為玉帛，同臺競技，百家爭鳴，保證了中華文化的連續性和一體化，合力催生了新文化運動的誕生和思想的繁榮，以文化的覺醒有力地推動了社會和政治的變革，至今仍具有借鑒意義。

　　小說最大的特色在于，沒有平面化地再現這些彪炳史冊的歷史文化人物，而是以“了解之同情”，立體形象地表現他們自身豐富矛盾的文化特質。表面上看，辜鴻銘、黃侃、劉師培等傳統知識分子是舊文化的衛道者，陳獨秀、李大釗、魯迅、胡適等現代知識分子是新文化的先覺者，他們因為文化立場的差異而針鋒相對、唇槍舌劍。事實上，在他們身上都集中體現出中國“士”文化精神。“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仁以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遠乎？”陳獨秀身為“青年導師”，高舉科學和民族的大旗，以倡導新文化、宣傳新思想、培養新青年為己任，贊成學術尊孔，反對政治尊孔，卻無法改掉封建家長的專制作風，導致父子間多年隔閡；作為“首舉義旗的急先鋒”，胡適既崇尚美式的民主自由，又恪守中式的倫理規范，在新倫理和舊道德之間苦苦掙扎；拖著小辮子的辜鴻銘雖保皇復古，心高氣傲，卻堅決高揚“中國人的精神”，揭露和批判西方文化的弊病，盡管對新文化不以為然，卻堅決不做落井下石的卑劣之事，持守名士風度。小說對這些新舊知識分子的群像描摹恰到好處、栩栩如生，既細致地勾畫出他們的鮮明個性，更深情禮贊他們所共有的錚錚風骨，正是由于他們自身的文化沖突與覺醒，直接喚醒了毛澤東、周恩來、陳延年、陳喬年、鄧中夏、趙世炎、蔡和森等革命青年的自我意識，自覺對民族、國家和個人命運進行科學理性的認知和追求，才有了后來的新中國——這是一種精神的感召，更是一種文化的傳承。

　　中國道路的選擇，是在曲折深重的失敗和屈辱中、在中外思想文化的激烈碰撞中一步步摸索尋找得來的。鴉片戰爭之后，經歷器物革命、制度革命的相繼失敗，軍閥割據混戰，共和名存實亡，到頭來中國還是積貧積弱的國家，在外交上更是備受欺凌、任人宰割，雖為戰勝國，卻“淚灑凱旋門”。面對經濟、文化、制度、思想上的落后，迫切需要一場轟轟烈烈的文化革命，來改造中國人的思想，提高中國人的素質。由此，《新青年》擔負起開民智、造新人的重任，尋找當時世界最先進的思想理論，來取代統治中國三千年的封建禮教。

　　是的，“尋找”正是這部小說敘事的核心動力。一群仁人志士殫精竭慮地尋找科學真理、先進文化，尋找拯救中國的新出路，雖九死其猶未悔。走美國道路，還是走俄國道路？選擇溫和改良，還是選擇暴力革命？走資本主義道路，還是走社會主義道路？選擇無政府主義，還是選擇馬克思主義？作者沒有直接回答，而是讓事實和歷史給予回應：“強權戰勝公理”的屈辱，工讀互助社的失敗，病入膏肓、民不聊生的慘痛現實，以及俄國十月革命的勝利，五四運動的爆發，工人階級走上政治舞臺等，無不深刻揭示了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工人運動相結合和中國共產黨建立的歷史必然性。誠如小說中李大釗所言明的，“中國共產黨的成立不是偶然的，它是自鴉片戰爭以來中國歷史發展的必然產物，是中國人民在救亡圖存斗爭中頑強求索的必然產物，也是中華民族在追求復興的道路上不斷覺醒的必然產物。”共產黨的成立是“南陳北李”上下求索之后的選擇，更是歷史和人民的必然選擇，正是文化的覺醒讓我們最終選擇了馬克思主義思想和社會主義道路，同時一開始就明確“中國黨和俄國黨可以結盟，但不可以合體”，從而葆有中國道路的獨特性和中華文化的獨立性，百年來中國共產黨的奮斗歷程，已充分證明了這一道路選擇和文化覺醒的深遠影響與重大意義。

　　撫今追昔，不禁百感交集。電視劇《覺醒年代》的熱播，讓那段波瀾壯闊的歷史和那些文化啟蒙的英雄獲得圖像化再生，而長篇小說《覺醒年代》則再次讓我們沉浸在字里行間，想象和體驗歷史風云與文化苦旅。當歷史行進到新時代，我們依然需要汲取的是“覺醒年代”的愛國精神和文化自信。正如作者龍平平所說：“愛國家，是中華民族五千年文明的傳統。愛國是一種精神，更是一種行為。當精神演變為行為時，愛國就成為一種力量。這力量巨大無邊，能驚天地，能泣鬼神，能扭轉乾坤！上下五千年，中國之所以能夠成為世界上唯一沒有中斷歷史文明的國家，蓋源于我們有愛國的傳統。愛國，是生生不息地長在中國人心里的不斷的根、不滅的魂！”

　　愛國是一種文化，文化是一種精神。文化興則國家興，文化強則民族強。面對越來越復雜的世界格局，面對西方文化的步步緊逼，我們迫切需要再次召喚建設國家的愛國心和自覺心，需要更加堅定的文化自覺與文化自信，這是新時代青年必須擁有的文化覺醒。社會主義絕不會辜負中國，中國也絕不會辜負社會主義。行進在宏闊而壯麗的新征程上，新時代的文化覺醒必將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提供強大的精神力量。

　　《光明日報》（ 2022年03月30日 14版）

　　作者：江飛（安慶師范大學人文學院教授、安徽省文藝評論家協會副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