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曉聲：為80后中文系大學生寫一本書

　　中青報·中青網記者 蔣肖斌

　　“中文系，最大的筐，分數低的全都裝。”梁曉聲最新出版的長篇小說《中文桃李》，講的是2000年進入大學中文系的年輕人的故事。畢業于中文系、至今仍在中文系任教的他，自嘲了當時中文系的慘淡。

　　為80后學子、為自己教過的學生們寫一本書，始終是梁曉聲的一個心念。他甚至借書中重要人物“汪先生”，來客串自己的大學教書經歷；還在結尾用男主人公一句“如果由我來講文學與人生，肯定比梁曉聲講得好”調侃了一把。

　　因為電視劇《人世間》的熱播，作為原著作者的梁曉聲，在沒讀過他作品的年輕人中也突然火了，算是從文學圈火出了圈。但他依然不熟悉互聯網，不會用手機約車、付款，前兩年剛剛學會回短信。

　　《中文桃李》是梁曉聲的倒數第二部長篇小說，他很確定這一點，因為最后一部封筆之作已經開始動筆。“無論水平怎么樣，‘梁記面食店’總要關張。”梁曉聲覺得，作家寫作和一個面點師傅開面館，沒有多大區別，做了一輩子，做到這個程度，不要太執拗，還是要放下，“但現在缸里還有一團面，不能浪費。”

　　梁曉聲

　　中青報·中青網：《中文桃李》的主人公是2000年進入大學的中文系大學生，那時候中文系早已不復輝煌。你是想講青年和文學的困境嗎？

　　梁曉聲：這本小說主要講的不是文學的困境，我對文學的困境其實并不太在意，因為文學這件事從它開始的時候就只是一部分人的事情，文學的困境在人類所有的困境中沒有多么嚴峻。

　　我們說學中文能陶冶情操，但也得承認這是一種從業能力。小說談的是學中文的年輕人，畢業后到了社會上，如何檢驗、應用自己的這種能力，在這個過程中他們所面臨的困惑，以及是如何思考的。

　　上世紀80年代，中文系是非常風光的，才子才女都在這個系，一個大學如果沒有中文系那如何得了；美術學院、舞蹈學院的學生，也都寫詩、辦文學刊物；幾乎所有的報紙都搶辦副刊。后來，文學慢慢邊緣了，當我書中的主人公們開始上大學的時候，情況已經大不一樣。上中文系可能只是權宜之計、無奈之選，考研時趕緊跳出去擺脫中文。

　　中青報·中青網：現在中文系的情況有所好轉嗎？

　　梁曉聲：似乎有所好轉。我2002年到北京語言大學教書，班上有十來個男生，他們都是沖著“中文”兩個字來的，你都擋不住那種熱情。他們辦文學刊物，有評論、有詩歌、有小說，吸納了周邊高校的學生來投稿，還頒過獎，我給他們頒發過證書。我們上200多人的大課，有時候其他系的同學也來。

　　上世紀80年代在一個相當長的時期里，我們裝出深刻的樣子，話不好好說，小說也變得晦澀。但小說其實沒那么偉大，人拿起筆來寫人的生活，只要文字不錯，都可能成為文學。動輒評“十大作家”，是把小說拎在了一個高處，都扯淡。文學的重要只是因為它在那一個時段內，起到了推動社會的作用。

　　中青報·中青網：你覺得大學中文系的教育有什么問題嗎？

　　梁曉聲：中文是非常特殊的一個專業，它的特殊性在于，哪怕我是半瓶水也可以晃蕩得很厲害、裝出很深刻的樣子。這一點，有時候不但學生如此，老師講課的時候也會不由自主。因此我們在聽文史哲知識分子說話的時候，有時候會覺得貌似深刻，仔細一琢磨又覺得不太著調。

　　一堂課45分鐘，這是學生考了高考、交了學費才能坐在那兒聽的。有時候大學課堂上，可能缺乏一種莊重。有些討論的問題是莊重的事情，不需要詼諧，不需要搞笑。我們現在把很多場合都變得娛樂化，好像不熱一下場就不能進入討論問題。幽默是需要的，但也不必要每一堂課都搞成脫口秀。

　　生活中很多事情是要莊重對待的，我們現在有時候把需要莊重思考和認知的問題，摻進了游戲里，摻雜了討好、取悅受眾的心思。我在書里沒有用這樣的橋段。

　　中青報·中青網：小說中的中文系教授汪先生似乎有你的影子？

　　梁曉聲：對，包括他講課的內容，基本也是我講過的課，是我曾經引導學生討論過的一些問題。我覺得就現代文學而言，我到現在沒有讀過一本讀了之后沒懂的，所以不需要全程由老師來講，高中生以上都能讀懂，只不過有不同的懂法。因此我覺得更好的上課，是師生一起來討論一部文學作品引發的延展性思考。

　　這部小說很可能會拍成電視劇，我也希望為學中文的學子們出一部電視劇。我心目中的汪先生，我覺得范偉來飾演很合適。我沒有見過他，但我很欣賞他的表演，他的整個面部表情，尤其瞇起眼來微微一笑的時候，有著一種宅心仁厚的狀態，這個狀態是我認為汪先生應該有的。

　　中青報·中青網：你在寫年輕人的時候，會和年輕人有代溝嗎？

　　梁曉聲：代溝不是想沒有就沒有的，就算你到年輕人中去，和他們天天打成一片，代溝還在，這是沒有辦法的。但是代溝并不影響我們在沒有代溝的一些方面去交流，你在溝那邊，我在溝這邊，我們還是可以親密地交流。

　　寫年輕一代對我是一個挑戰。首先語言就是不一樣的，現在的語言變化太大了，尤其是網絡用語，我沒有辦法融入。80后還好，就是我兒子的年齡，跟我的語言比較貼近，而80后和90后之間可能就有代溝了。

　　有意思的是，70后作家寫起自己同代人的時候，或多或少有“頑主”的氣質，好像不那么寫就不像自己的同代，寫女孩差不多也有劉索拉筆下女孩的樣子。但事實上，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是那樣的，這可能是作家寫作時候一個代際的標簽化。我倒是更喜歡我筆下那些80后，他們也開玩笑，但不是“頑主”。

　　中青報·中青網：就你的觀察，現在的中文系學生畢業后出路如何？

　　梁曉聲：我們可能經常聽到學IT的畢業后年薪多少，但他們也很累，最容易疲勞死，中文系一般不會疲勞死。不久前我做一檔讀書節目，幾位80后朋友都是中文系的，其中一位是某知名文學刊物的編輯部副主任，同時自己也寫作，出版了好多書，還是北京文史方面的年輕學者。

　　仔細想想，這世界上和人發生關系的好東西就那么幾種，大部分可以用財富概括。但有一樣絕好的東西，超過任何財富，可以留給我們這樣普通人家的兒女，那就是書籍——任何個人、家族都無法壟斷。在十七十八世紀，作家是貴族行業，后來回歸到平民，平民中產生了作家、學者、教授，我們如果仔細考察，會發現相當多普通人家的孩子，從文化書籍中獲取力量。所以，書籍是屬于我們的，只看你能讀到什么程度。

　　中青報·中青網：小說在討論生活的時候，借女主人公之口說生活可以分為詩歌類的、散文類的、報告文學類的……你的生活是什么文體？

　　梁曉聲：我已經70多歲了，我經常想，人這一生到底在追求什么呢？想來想去，除了真善美，其他確實都是過眼煙云。

　　我沒有經歷過詩歌一樣的人生，壓根兒沒想過。我從少年時期就知道，這輩子就是報告文學——寫實，來不得半點浪漫、抽象、虛幻。當時家里有各種困難，父親在外省，母親體弱多病，還有一個生病的哥哥。所以，雖然我看了很多小說，但并沒有浪漫起來。我的浪漫情愫，最多在早期的一些知青小說里出現一點。

　　但我從一開始寫作，其實就在寫情，只不過這個情不僅僅是愛情。別人問我，《人世間》中什么最打動我，我告訴他們，男女之情不會打動我，我可能更感動的是男人和男人、女人和女人之間的友情。

　　中青報·中青網：如果寫下一部，你會特別想寫什么？

　　梁曉聲：沒有再下一部了。《中文桃李》是“梁記面食店”最后兩缸面中的一缸，最后一部也在寫了。之后，我就是一個坐路邊曬太陽的老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