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印刷史新論》：從技術角度解析印刷史

　　中國是印刷術的故鄉，也是印刷史的故鄉。宋人沈括在《夢溪筆談》中記載畢昇發明活字印刷的情況，起首即說：“板印書籍，唐人尚未盛為之，自馮瀛王始印五經，已后典籍，皆為板本。”

　　像沈括這樣對印刷史抱有興趣的著作者，后世代有其人，他們會隨筆記錄與印刷相關的所見所聞，但古代中國一直未能產生一部全面系統研究印刷史的論著。直到清末民初，葉德輝撰成《書林清話》，孫毓修撰成《中國雕版源流考》，始大量輯錄歷代印刷史史料并有所論斷，為后來的印刷史研究奠定了基礎。

　　在隨后的一百多年里，中國印刷史研究不斷深入，成果蔚為大觀，出現了一批代表性著作。經過幾代學者的持續努力，雕版印刷發明之后、西方技術傳入之前，包括印刷技術、印刷行為和印刷文化在內的中國印刷出版歷程被充分揭示，中國首先發明印刷術的事實也廣為人知。印刷史已成為中國史和科技史的重要篇章。

　　“三重證據法”之外

　　通過語言學對印刷史進行詞義考辨

　　畢業于北京大學中文系古典文獻專業的艾俊川，曾任北京大學圖書館館員，現為北京印刷學院兼職教授、中國古籍保護協會古籍鑒定專業委員會委員。在他看來，當前中國印刷史在學科建設、史料發掘、方法運用等各方面均大有建樹，但與任何學科一樣，印刷史研究也有不足之處。

　　比較明顯的是，一些重要問題未得到解決，如雕版印刷的起源年代、某些活字版的材質和制作方法等，都存在爭議，尚無定論。相對隱晦的是，若干已有的“定論”也存在疑點，令人難以遽信。如一些重要概念未得到科學界定，一些具有“特殊性”的印刷品未經嚴謹鑒定，此前結論難避望文生義之嫌，影響到人們對中國印刷史的準確認知。

　　王國維倡導歷史研究“二重證據法”，早已深入人心。在古器物研究中，有學者提倡“三重證據法”，即從文獻記載、目力觀察和科學檢測三方面入手尋找證據。艾俊川認為，印刷史研究的實物對象，本質上也是古器物，自應采用上述“三重證據法”。印刷又是與社會、文化和商業結合得十分緊密的技術，古人記錄印刷事物更偏重于使用日常詞語而非專業術語，因而必須辨明考實其準確含義。如此看來，研究印刷史的方法，除了文獻引述、版面鑒定、科學檢測以外，還應加上通過語言學進行的詞義考辨。這樣，由多種方法得到的多重證據，可以架起實證之橋，引導我們跨越語言陷阱和視野盲區，接近和還原歷史真相。

　　綜合運用上述方法，艾俊川研究中國印刷史上在學界進行過激烈討論或已形成“定論”的一些重要概念和疑難問題，得出了一些與過去不同的新論。他撰文成書，由中華書局2022年6月出版《中國印刷史新論》。

　　在書中，艾俊川以印刷術的產生與發展為主線，肌理分明地勾勒出雕版印刷、活字印刷及鉛印、石印、油印等的應用及其對文化發展的推動，又尤其詳于活字印刷。從印刷術起源到近現代印刷和出版文化，貫通了整個中國印刷史。

　　書中既關注書籍實物，注重對印刷過程中物質載體的研究；又強調通過語言學進行的詞義考辨，對于與實物技術特征不符或沒有實物可以對照的文獻記載，確定詞語的真實含義，并在書中提出不少新問題。

　　比如我國雕版印刷最早起源于初唐嗎？為什么說“銅版”一詞義同“監本”？如何鑒定木質、泥質和金屬材質的活字印本并分析判斷其制字排版過程？清末為何涌現出雕版翻刻石印本和鉛印本的反常現象？傳統活字印刷為何未能取代雕版？對于中國印刷史上的諸多疑難問題，本書在堅實的實證基礎上，得出許多與過去不同的新論。

　　早期印刷工具基本失傳

　　墨痕印跡保存了工具、工藝的細節

　　印刷史是一門技術史，研究技術和工藝的興廢變革，與單純的文史研究比起來，其研究對象和論證依據更加豐富，既有實物，又有文獻。實物包括印刷工具和印成品，文獻則包括對技術、工藝的說明和一般記載。但印刷術又是在生活中產生、使用的技術，人們對身邊事物往往視而不見，對相關史料無心留存。

　　從技術資料看，除了雕版和木活字，早期印刷工具基本失傳，技術、工藝說明存世無多；從文獻資料看，多數未留下詳細、可靠的記載，今天的研究只能根據古人的只言片語來分析推斷。但“印刷術是一種實用技術，研究歷史上的印刷問題，最好的實證資料是各種實物，如印刷工具、印成品，其次是技術文獻。中國印刷史研究存在工具缺失、文獻記載不足的困難，但也有一個巨大優勢，就是擁有巨量書籍等印刷品。它們是印刷技術的直接產物，其墨痕印跡保存了工具、工藝的各種細節，足以在研究中發揮重要作用。”艾俊川說。

　　封面新聞記者 張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