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記》（上）：司馬遷是個好“記者”

　　有的人，一出現就光芒四射；有的書，一問世就高開高走。《史記》就是這樣的書。

　　《史記》一開始不叫《史記》，司馬遷名之曰《太史公書》，因為他曾經的官職是太史令，負責國家歷史的寫作。而太史令又叫太史公，所以司馬遷自稱太史公。《漢書·藝文志》在春秋類下著錄的書名就是《太史公》，改稱《史記》是東漢之后的事情。

　　司馬遷寫《史記》是個人修史，工作量浩繁。十二本紀說帝王，三十世家述諸侯，七十二列傳寫百家人物，還有十表八書概述典章制度大事記，52萬字，包羅3000年歷史。清代學者章學誠評價這書是“圓而神”，感嘆司馬遷竟然能把那么多五花八門來源的材料，圓融地組織成一個完整的體系，太神了。

　　那么，司馬遷寫史的材料來自哪里呢？可以概括為四個方面：我讀，我聽，我看，我走。

　　司馬遷的父親司馬談就當過太史公，家里的古書多，從小就無所不讀；還能借職務之便，閱覽國家藏書、朝廷文書等。“余讀”“吾讀”這樣的痕跡在《史記》中比比皆是。

　　《三代世表》：“我讀《諜記》發(fā)現，黃帝以來皆有年數，因此做了世表。”

　　《六國年表》：“我讀《秦記》，讀到犬戎打敗了周幽王。”

　　《管晏列傳》：“我讀過管仲寫的《牧民》《山高》《乘馬》等文章，還讀過《晏子春秋》。”

　　《司馬穰苴列傳》：“我讀《司馬兵法》，這本書博大精深，夏商周三代圣賢的用兵，也沒能完全發(fā)揮盡它的奧妙。”

　　《五帝本紀》：“我閱讀了《春秋》《國語》。”

　　《屈原賈生列傳》：“我讀過屈原寫的《離騷》《天問》《招魂》《哀郢》等文章。”

　　廣泛閱讀，博覽群書，司馬遷是真正的讀書種子，“世界讀書日”應該找他當代言人。

　　《史記》里很多篇章寫得栩栩如生，尤其是秦漢之際的史事，好像作者就在現場。有人說，這顯示了司馬遷的文學才能。文學才能也得有事實根據才能施展得合情合理。司馬遷寫細節(jié)入木三分，皆因他善于從當事人那里挖掘故事，這一點與記者的工作有異曲同工之妙。

　　荊軻刺秦王是《史記》名場面。在秦王大殿之上，荊軻是怎么圖窮匕見的，嬴政是怎么躲閃規(guī)避的，醫(yī)生夏無且是怎么幫忙的，嬴政是怎么殺掉荊軻的，荊軻說了些什么話……讀《史記》時，如在眼前。這并非文學想象，而是如司馬遷所言：“從前公孫季功、董仲舒都曾經和夏無且有過交往，清楚地知道當時的事，我是聽他們這么講的。”

　　其他的還有——

　　《趙世家》：“我聽馮王孫說：‘趙王遷的媽媽是個歌女。’”

　　《衛(wèi)將軍驃騎列傳》：“蘇建跟我說，他們就是這樣做將軍的。”

　　這些都是司馬遷聽來的，還有他親眼目睹的。《游俠列傳》：“我見過郭解，他的體貌比不上一個中等人，說話也不引人注意。”

　　徐霞客之前最能走的寫作者，應該就是司馬遷了。為了寫好《史記》，司馬遷的足跡遍布名山大川，上下訪求歷史遺跡。

　　《五帝本紀》：“我曾經向西到過空桐山，向北到過涿鹿，向東到過大海邊，向南曾渡過淮河長江。”

　　《河渠書》：“我登上了廬山。”

　　《魏公子列傳》：“我去過大梁的廢墟。”

　　《蒙恬列傳》：“我到北方看了蒙恬為秦朝筑的長城。”

　　這樣的“我去了”“我到了”還有很多，真可謂“不到現場不寫稿”，這種現代記者的作風，對寫作《史記》大有助力。

　　因此，《史記》的最大價值，就是司馬遷通過上面幾種途徑占有的豐富史料。這還不算，司馬遷的觀點進步、見識卓越，具有超越時代的穿透力。

　　比如經濟學，今天是顯學，在兩千年前司馬遷就已經通曉了若干現代經濟原則。

　　古代長期重農抑商，古人心目中的社會階層排序是士、農、工、商，工商業(yè)視同末枝。而在《貨殖列傳》中，司馬遷說：“脫貧致富，當農民不如當工人，當工人不如當商人，在作坊里繡花遠不如去市場上賣貨。”

　　此外，司馬遷對人物的點評，不以成敗論英雄，不求全責備，而是實事求是，讓人物是非彰顯無疑。

　　至于《史記》的文學價值，自不必多說，魯迅一句“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說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