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漢字書《蒼頡篇》的流傳及其變化

　　先秦秦漢時期的字書，主要不是后世一般認為的字典，其犖犖大者，實為啟蒙教材。這類蒙學類字書，最早或可追溯到周代的《史籀篇》。只是由于時代久遠且散佚亡失，而《說文解字》中殘存的篇中籀文則多為單字，我們已難以考究其具體內容。

　　秦漢時期蒙學類字書非常流行，或屬自創(chuàng)新篇，或為增訂舊籍，共有十數種之多。《漢書·藝文志》記載了秦漢字書的基本情況：

　　《蒼頡》七章者，秦丞相李斯所作也；《爰歷》六章者，車府令趙高所作也；《博學》七章者，太史令胡毋敬所作也：文字多取《史籀篇》，而篆體復頗異，所謂秦篆者也……漢興，閭里書師合《蒼頡》《爰歷》《博學》三篇，斷六十字以為一章，凡五十五章，并為《蒼頡篇》。武帝時司馬相如作《凡將篇》，無復字。元帝時黃門令史游作《急就篇》，成帝時將作大匠李長作《元尚篇》，皆《蒼頡》中正字也。《凡將》則頗有出矣。至元始中，征天下通小學者以百數，各令記字于庭中。揚雄取其有用者以作《訓纂篇》，順續(xù)《蒼頡》，又易《蒼頡》中重復之字，凡八十九章。臣復續(xù)揚雄作十三章，凡一百二章，無復字，六藝群書所載略備矣。

　　可以看出，這一時期的字書，皆以《蒼頡篇》為準繩，或順續(xù)其書，或取其正字，此均可見《蒼頡篇》之首創(chuàng)性與影響力。其中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名為《蒼頡篇》的并非只有一部書：一種是李斯編寫的七章本《蒼頡篇》；另一種是漢代閭里書師合篇、斷章本《蒼頡篇》，全文收錄了李斯《蒼頡篇》。

　　漢人將秦代的三本字書合稱為“秦三蒼”，這可以說是合篇斷章本《蒼頡篇》的一種別稱。至晉代又將閭里書師《蒼頡篇》(秦三蒼)、揚雄《訓纂篇》、賈魴《滂喜篇》合稱為“漢三蒼”。這些字書的關系略如圖所示：

　　由于字詞艱澀、文辭古奧、篇幅過長、內容繁復，以及《急就篇》迅速流傳、魏晉以后蒙書層出不窮等，《蒼頡篇》最終也沒有逃脫亡佚的命運，只留下片言只語散見于各類古籍之中。后世歷代學者曾費心網羅搜集，致各種輯本多有十數種。

　　《蒼頡篇》一書終究是湮沒無聞了。前人的諸多輯本，雖然前赴后繼、后出轉精，在書闕有間的情況下，可謂居功至偉，但仍然是“杯水車薪”，無法充分展示《蒼頡篇》的總體面貌，也無法填補原書散佚帶來的許多遺憾，甚至正是由于這些零零碎碎的字詞文句，人們反而對《蒼頡篇》全篇充滿了好奇。在這種情況下，也只有新出文獻才有可能讓關心《蒼頡篇》的學者一償夙愿。

　　20世紀以來，大量漢簡《蒼頡篇》殘本得以出土，為我們了解該篇提供了非常豐富的新資料。這些新資料，不僅直接展示了許多可供復原全篇各章的文本，而且借助于文本的細致比對和考辨，為考察《蒼頡篇》的不同傳本提供了全新的證據。經過一百多年來數代學者的研究，學界對《蒼頡篇》的研究取得了豐碩成果，大大拓展了對《漢書·藝文志》相關記載的認識。

　　漢簡《蒼頡篇》大致可以分為兩類。一類是西北地區(qū)出土的零散簡牘(包括削杮)，簡上往往抄錄了部分《蒼頡篇》文句(以開篇首章居多)。除了部分比較整飭者外，簡文大都稚嫩樸拙，形體亦多有訛變，應該是習字所書。這些零散簡文，包括削杮上的少數幾字，對于復原篇中若干文句往往具有重要的價值，然而同一批材料畢竟文句太少，除了極少數存字較多者外，它們對于考察《蒼頡篇》的流傳助益有限。

　　另一類則是作為教材或書籍抄寫的成篇文獻，包括阜陽雙古堆漢簡《蒼頡篇》(共120多枚，存540多字)、北大漢簡《蒼頡篇》(共80多枚，存1300多字)、水泉子漢簡《蒼頡篇》(共130多枚，存900多字)。這些漢簡所抄錄的內容，雖然比起《漢書·藝文志》所載的篇幅都有不同程度的殘缺，但畢竟它們都是不可多得的原本，提供了大量連貫的文句甚至整章的內容。學者根據這些篇幅不一的殘本，在文本考證的基礎上，對其傳本性質進行了考察，獲得了不少新知。

　　總體來說，這三種漢簡殘本都是新見的傳本，與《漢書·藝文志》所載皆有所不同。雙古堆漢簡《蒼頡篇》和北大漢簡《蒼頡篇》都是抄自“秦三蒼”的傳本。其中，北大本章末記錄的字數多寡不均，更可見其時代在合篇斷章本之前。這很可能反映了“秦三蒼”初并時的面貌，提供了史籍記載以外的一種新傳本。北大本“漢兼”章以及居延漢簡9.1中不見于雙古堆本的“胡無噍類，菹醢離異。戎翟給賨，百越貢織”四句，直接體現(xiàn)了漢人對“秦三蒼”的增補；至于“漢兼天下”之“漢”則展示了漢人的改編或新增。從雙古堆本、北大本以及居延殘簡相關文句的不同來看，漢代對“秦三蒼”的改編和增補并不限于一時一地；也就是說，彼時漢代《蒼頡篇》的文本尚未定于一尊。這很容易理解。從情理上說，朝代更替和授課需要等原因，以“秦三蒼”為教材之人皆可隨時進行改編、增補；只是后來經過某種官方(至少是官方認可)的統(tǒng)一整理，定為《漢書·藝文志》所記載的共3300字的合篇斷章本。正因為此本原成于眾人之手，史籍只能以籠統(tǒng)的“閭里書師”來稱呼作者。而這一稱呼所代表的人群，也體現(xiàn)了秦漢之際對“秦三蒼”的改編、增補是一個具有一定時間跨度的過程。

　　水泉子漢簡《蒼頡篇》則是前所未見的七言本，為《蒼頡篇》的傳本系統(tǒng)增添了彌足珍貴的新“品種”。其內容是在四言本《蒼頡篇》的基礎上每句增加三個字，從而對四言本原文進行解釋或補充。從目前所見簡末標記的每章字數皆作“百五字”(共九支)來看，水泉子本是漢代合篇斷章之后的一種增補本：四言本“斷六十字以為一章”，則七言本一章正為“百五字”。這種增補應該與當時的字書由四言改為七言這一背景有關。

　　綜合以上的考察，我們可以將傳世典籍和出土文獻中的《蒼頡篇》傳本按照時代先后羅列如下：

　　李斯七章本—秦三蒼—雙古堆本—北大本—合篇斷章本—水泉子本

　　新出大宗材料，以新見漢牘《蒼頡篇》最為珍貴。這批漢牘共50多板，存2160多字，是迄今所見字數最多的傳本。其內容涵蓋了漢代《蒼頡篇》的大部分內容，而且往往是整章保存，許多文句以往未見；尤為難得的是，其中還出現(xiàn)了趙高《爰歷篇》和胡毋敬《博學篇》的開篇內容(《爰歷篇》首句此前亦見于雙古堆本和水泉子本)，據此我們可以基本分清“秦三蒼”各篇的內容。凡此種種，均可見漢牘本學術價值之一斑。

　　關于漢牘本的性質，整理者劉桓先生對比出土諸本，認為漢牘本有部分章有120字，有部分章序號重出，因而認為它是“西漢中期以后經閭里書師改定的五十五章本的一個增補本”。不過，已有多位學者指出所謂重見的數字很可能并不存在，它們應該是不同的章序。基于這些研究成果，我們認為漢牘本應該就是合篇斷章本《蒼頡篇》，是其在西漢晚期至東漢前期的一種傳本。

　　《蒼頡篇》(尤其是李斯《蒼頡篇》)是秦漢蒙學類字書的范本，兩漢時期多有仿擬續(xù)補之作，典籍所載者已如前文所列，出土漢簡中亦不乏其例。如《敦煌漢簡》639、1462、1463記載有“書人名姓”的內容，與《急就篇》的姓名部分可以對照，應屬字書無疑。又如與漢牘本《蒼頡篇》一起公布的、由同一書手抄寫的《史篇》二種更是以往從所未見的漢代蒙書，具有很高的學術價值。其中，《史篇(一)》開篇自述“寧來學書，告子之方。《蒼頡》之寫，五十五章”，可見是自命為《蒼頡篇》續(xù)書的。而《史篇》二種與以往以字詞并列句式為主的蒙書不同，其文句皆為陳述式，其內容則多涉漢代的意識形態(tài)、道德觀念和社會生活，可以視為后世《三字經》等注重倫理道德教育的蒙書之濫觴。

　　秦漢時期是蒙學類字書大放異彩的時代，典籍所載和出土所見者數量甚多，而《蒼頡篇》則是它們的淵源和代表，值得我們重視。出土文獻所見漢代簡牘《蒼頡篇》，不僅揭示了亡佚兩千多年的文本，還為典籍記載的該篇流傳情況提供了直接證據和不容忽視的新材料，更值得我們深入研究。

　　(作者：張傳官，系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古文字與中華文明傳承發(fā)展工程”協(xié)同攻關創(chuàng)新平臺副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