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凡四訓》的善書特色與時代價值

　　作者：林志鵬（廣東省社科院副研究員，廣東省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研究中心特約研究員）

　　《了凡四訓》文字出自明代“通儒”、王陽明再傳弟子袁了凡之手，由后人輯錄為“立命之學”、“改過之法”、“積善之方”與“謙德之效”四篇哲文。清代以降，該書逐漸成為與“善書三圣經”（《太上感應篇》《文昌帝君陰騭文》《關圣帝君覺世真經》）并駕齊驅的一部善書經典。所謂善書，又稱勸善書，是傳統社會中宣揚倫理道德、勸人斷惡修善的書籍文本。該書印證了袁氏父子兩代進士的成功教養，也激勵了無數后世學子和志士仁人。清代名臣曾國藩早年讀到《了凡四訓》即終生奉行，因之改號“滌生”，將其列為子侄必讀的第一本人生智慧書。日本學者安岡正篤對該書推崇備至，盛贊其為“治國寶典”“人生能動的偉大學問”。幾百年來，該書之所以歷久彌新、為人信從，不僅在于它的言辭說教，更在于它的實踐準則；不僅在于它的勵志取向，更在于它的人文智慧；不僅在于它的勸善特質，更在于其中蘊藏的時代價值。

　　作為善書，《了凡四訓》別開生面、獨具一格：

　　一、“現身說法”的述說方式。中國傳統善書，往往托名神仙所作，或稱神明降筆。從某種意義上講，托名神明所作，增加了善書本身的神秘色彩和超自然性格，更加凸顯了“天地鬼神”對人的威懾力量和外在約束。與此不同，《了凡四訓》開善書具名之先河。袁了凡身為儒家士大夫，以第一人稱展開敘事，面向普羅大眾“說法”，架起了一座“從精英到民間”的思想橋梁。從效果看，親身經驗更具合理性、可讀性，真人實事更加深入人心，現身說法尤能引發共鳴，這正是善書典范《了凡四訓》的獨到之處。

　　二、強調“立命”的價值導向。中國傳統善書多以善惡報應“說事”。《了凡四訓》也包含不少善惡報應的案例，卻將“立命”二字作為關鍵詞和主題。不難看出，首篇“立命之學”，講的就是如何通過個人道德實踐與努力立“己身”“現世”之命。學者研究指出，“通過將功過格關注的焦點從宗教的、來世的目的，轉變到世俗的、現世的目的，他們（指云谷禪師與袁了凡——引者注）改變了功過體系的基本性質。人現在能更有力、更直接地控制他的命運——無需等到他來生或此生結束的時候才享受善的果實”。也就是說，《了凡四訓》本質上回應了一個人人關切的話題，即如何通過道德修養獲取功名、壽考、子嗣等現世“福報”，貫通了由“德”到“福”的渠道。

　　三、“三教合一”的思想印記。捧讀《了凡四訓》，既可以感受儒家經典思想和訓條，又能發現佛、道二教理論及其儀軌影響。本來，善惡報應觀念，肇端于中國傳統儒家經典的天命觀和“積善獲福”原理，并因佛教“因果”觀念的流行而在中國社會得到強化，所謂“吾儒謂之報應，道教謂之感應，佛教謂之因果”。對于《了凡四訓》涉及的善惡報應，不宜簡單地以“迷信”視之，可以視為晚明“三教融合”思潮下的一種流行價值觀念與文化現象。該書提倡的“功過格”，源自道教修身工具；而袁了凡在“立命”過程中所作的祈禱、回向、“持準提咒”等，都屬于佛教修持方式。這說明，“三教融合”的特色使《了凡四訓》更加契合庶民大眾口味，推動倫理道德既深且廣地走向民間社會。

　　四、“陽明心學”的余韻流風。陽明心學的勃興，是明代一件“大事因緣”。袁了凡師承王陽明弟子王畿，既屬于儒家士紳，又是“陽明后學”的重要成員。細勘《了凡四訓》文本，能夠發現袁氏言說與王陽明的思想頗有異曲同工之妙。如王陽明在《教條示龍場諸生》中倡導“立志”“勤學”“改過”“責善”四條學規，《了凡四訓》將“立命”“改過”“積善”“謙德”作為篇目；陽明云“志不立，天下無可成之事”，了凡說“人之有志，如樹之有根”。《了凡四訓》與陽明心學均一注重“本心”“心體”“心”“我”等概念。講求“身、心、性、命”本為儒家傳統，“立命”成為《了凡四訓》的核心命題，應與陽明心學流衍下個體意識的展露以及競爭與流動帶來的社會刺激大有關系。

　　除了善書特色值得研究，《了凡四訓》這一文化“富礦”還蘊藏著豐富多元、與時偕行、“向善向上”的思想價值——

　　一、立命在我，奮斗不息。《易經》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每個人都能在一定程度上把握自身命運與人生軌跡，但并非每個人都有這一自覺意識。青年袁了凡也曾選擇“躺平”、自甘淪落，而他從“終日靜坐，不閱文字”的“無求之士”到奮斗而成當朝進士、建功異域的“袁大司馬”，轉折點即在于悟透“命由我立、福自己求”的道理。在宿命論盛行的年代，他以一生詮釋了“天不能限，數不能拘，陰陽不能阻，風水不能囿”的誓言，證實了人生航船的舵手是自己。袁了凡的心路歷程與人生軌跡表明，一旦沖破宿命論的束縛，人便有了改變命運、不懈奮斗的動力。

　　二、反求諸己，自省自律。西諺有云：未經審視的人生不值得度過。中國傳統文化不僅告訴人們“自知者明”，同時開創了一條反省、反觀、反求的智慧之路。《了凡四訓》的核心精義在于“反求諸己”，它通過云谷禪師之口揭示“從心而覓，感無不通”的原理，進而闡明“求在我，不獨得道德仁義，亦得功名富貴，內外雙得”，“若不反躬內省，而徒向外馳求，則求之有道，而得之有命矣”。這說明，“反求”建立在“反省”基礎上，自省與自律相輔相成。

　　三、勇于改過，日新其德。人生在世，不貴于無過，而貴于能改過。《了凡四訓》將“改過之法”單提顯設，正是將其視為不可或缺的人生功課。改過自新，既是修德要求，又是“知行合一”的踐履。袁了凡認為，改過先要具備三種心態：羞恥心、敬畏心和勇猛心；還要經歷由淺入深的三個層次：開始于“從事上改”，進階于“從理上改”，成功于“從心上改”。

　　四、積功累行，止于至善。善不積，不足以成名；惡不積，不足以滅身。在中國傳統觀念中，善有善報，惡有惡報。在新時代，做好人、行好事是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題中應有之義。《了凡四訓》劃分了“善”的性質，并提出十大方向：“與人為善”“愛敬存心”“成人之美”“勸人為善”“救人危急”“興建大利”“舍財作福”“護持正法”“敬重尊長”和“愛惜物命”。《了凡四訓》提倡“行善”，卻不主張“好人主義”，強調“為善而不窮理，則自謂行持，豈知造孽，枉費苦心，無益也”。所謂“窮理”，就是要掌握判斷是非善惡的原則標準。當代中國人要善于從時代潮流中汲取“向上向善”的力量，將“知”與“行”結合，從點滴做起，把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融入躬身實踐中。

　　五、謙虛做人，腳踏實地。《了凡四訓》認為謙德“受教有地而取善無窮”，一個人應當“念念謙虛，塵塵方便，孳孳奮勵，處處圓融”。袁了凡倡導的“謙德”，不在“表面謙虛”，重在“中心恭敬”，講究“謙”而不“虛”。中國人的謙虛是務實、樂群、理性、顧大局，使人避免沖動，在禮讓之中明了進退之道。

　　六、著眼宏觀，規劃細節。對于實現“立命”的大目標，該書給出的“規劃”和建議堪稱務實嚴謹、巨細不遺。袁了凡本人得益于細節規劃、躬身實行，他說：“予作讀書功程圖，以三年為率，每月界為三十日，進修功程，隨日紀之以自考。偶有過言過動，亦書于冊，期寡之又寡，以至于無。”他以“功過格思維”創立的“讀書功程圖”，將時間（年月日）、工作績效作為縱橫指標，不失為“項目時間管理”的一種方式，值得今人取法借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