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曉群

　　“先生，請您為青年人開一張必讀書單吧！”

　　1925年1月，報人孫伏園主持《京報副刊》，他發起“青年必讀書十部”和“青年讀書十部”的征稿啟事。先生們抵不住恭維與責任的鼓動，紛紛獻上書單種種，有78位知名學者推薦書目340種，還有300多位青年應征做了答案，陸續在報上發表。

　　這里擇出幾段名家的回復。林語堂：戲劇《西廂記》，小說《紅樓夢》，詩《詩經》，韻文《昭明文選》，散文《左傳》，史“九種紀事本末”，小學《說文釋例》，閑話“四書”，怪話《老子》，漂亮話《莊子》。附注：“十種書讀完，然后可以與談得話，然后可謂受過‘自由的教育’。”梁啟超：《孟子》《荀子》《左傳》《漢書》《后漢書》，《資治通鑒》或《通鑒紀事本末》，《通志二十略》《王陽明傳習錄》《唐宋詩醇》《詞綜》。附注：“修養資助、歷史及掌故常識、文學性味，近人著作、外國著作不在此數。”胡適：《老子》《墨子》《論語》《論衡》《崔東壁遺書》，柏拉圖（《申辯篇》《斐多篇》《克里多篇》），《新約》《論自由》《契約論》《我們怎樣思想》。徐志摩：《莊子》《史記》《罪與罰》《無名的裘德》《悲劇的誕生》《共和國》《懺悔錄》《文藝復興》《浮士德》《歌德評傳》。

　　最終，組織者統計出被推薦最多的前10本書：《史記》《資治通鑒》《孟子》《胡適文存》《中國哲學史大綱》《論語》《左傳》《莊子》《科學大綱》《老子》。

　　其實在上世紀初年，學者為青年開列書單并不罕見，而《京報副刊》的這一張大書單，具有了“現象級”的意義。此后年復一年，時起時伏，直至今日，先生們的學問越來越大，書單也越開越長。書太多了，書單太長了，我們該聽誰的意見呢？我們的閱讀該走向何處呢？由此，我想到百年以來，人們對于書單的幾點認識：

　　書單是一種理想的表達，正如邵元沖所言，給青年一點讀書的方法、思想的經驗、平民的常識、科學的常識、國學的常識、中外歷史的常識，“我以為普通書目之中能夠應以上種種需要的，才算是青年必讀的書”。

　　書單是一種個性的表達，正如徐志摩在《京報副刊》附言中所說：“我不是個書蟲，我也不十分信得過我自己的口味，竟許我并不曾發現自己真的口味，但我卻自喜我從來不曾上過先生的當，我寧可在黑弄里仰著頭瞎摸，不肯拿鼻孔去湊人家的鐵鉤。你們有看得起我愿意學我的，學這一點就夠了。趁高興我也把我生平受益（應作受感）最深的書開出來給你們看看。”

　　我們在許多書的腰封上，都可以見到名人薦書。商業的因素，使推薦者的話語有了不同的意義。這也不是什么新鮮事，魯迅曾自己編印過圖書，他的推薦語即為廣告。如《引玉集》，他寫道，此書“神采奕奕，殆可亂真，并加序跋，裝成一冊，定價低廉，近乎賠本，蓋近來中國出版界之創舉也”。再如《木刻紀程》：“本集為不定期刊，一年兩本，或數年一本，或只有這一本。”

　　推薦書單，我敬佩梁啟超和胡適。他們是將爛熟于胸的東西揮筆寫出來。像梁啟超，一時手頭無資料，也能一口氣默寫出近百種“國學入門書要目及其讀法”。胡適開書單，從亞東圖書館到商務印書館，都有他的遺存。他還開過“中學國故叢書”“一個最低限度的國學書目”等有名的書單，至今值得我們研習。

　　最后談一下書目的另一層意思。

　　一是讀書人要養成編書目、寫提要的習慣和能力，這里的讀書人包括出版人、藏書家、閱讀者。尤其是對出版人來說，這是職業的必需。比如《四庫全書》與《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前者收錄典籍，后者記錄作者生平、成書過程、中心思想、主要內容、經典摘要等；前者是閱讀的標的，后者是閱讀的路徑。再如商務印書館，他們承繼前人的治學方法，百余年來編輯書目最有心得。我即收有《萬有文庫目錄》《叢書集成初編目錄》和《商務印書館圖書目錄1897—1949》，還有《商務印書館大事記》等許多書。我還東施效顰，2017年從海豚出版社退休時，也編輯了一本《海豚人文書目》，收書目千余種。其實每一位讀書人，都不妨為自己讀過的書、收藏的書做一個目錄或提要，積年下來，也是一件有益的事情，起碼可以用來反思自己的閱讀境界。

　　二是讀書人要養成閱讀書目的習慣和能力，參加書展、瀏覽書店、拜訪出版機構或藏家，首先要索取書目，老派出版家都有這樣的習慣。像前些年，吳興文先生帶我拜訪臺灣幾家出版社和書店，他總是書目不離手，回來還是捧著書目畫來畫去，給我留下深刻的印象。

　　（本文選自《閱讀的常識》 遼寧人民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