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關民族、國家的宏大敘事，被巧妙轉換成了日常生活的平凡敘事。由于這種轉變，昔日高高在上的英雄回到了人民群眾中，人物也變得血肉豐滿起來。這樣的敘事才能更為真實地抵達讀者內心。 

　　剛剛落幕的第八屆魯迅文學獎頒獎典禮，又一次引燃了我們對于文學的激情。盤點這一屆魯迅文學獎獲獎小說，10篇中短篇小說幾乎清一色具有強烈的現實律動，在講述有現實溫度的中國故事方面格外亮眼。 

　　首先，獲獎小說在關注重大題材、塑造為共和國默默奉獻的人物方面有了可喜的收獲。從題材方面來說，王松的《紅駱駝》、張者的《山前該有一棵樹》是西部工業題材，王凱的《荒野步槍手》、董夏青青的《在阿吾斯奇》是軍事題材作品，劉建東的《無法完成的畫像》是革命英雄題材。由此可見，具有英雄品格、奉獻精神的中華兒女的贊頌，占據了獲獎小說的半壁江山。難能可貴的是，這些帶有主旋律色彩的作品皆藝術水準上乘，細節豐盈，人物生動，情節動人，并沒有此類作品所慣有的主題先行的生硬感與說教氣。作家在塑造人物時非常注意日常性，隱去了英雄身上的光環，將他們還原成一個個普普通通的人，呈現出這些默默奉獻的共和國建設者身上所散發出的質樸且可貴的人格魅力。如此，有關民族、國家的宏大敘事，被巧妙轉換成了日常生活的平凡敘事。由于這種轉變，昔日高高在上的英雄回到了人民群眾中，人物也變得血肉豐滿起來。這樣的敘事才能更為真實地抵達讀者內心。 

　　王松的《紅駱駝》故事內核是描述扎根西部的醫學專家潘大興為核工業奉獻了一生乃至寶貴生命的動人故事。王松是講故事的高手，小說顯示了作家出色的敘事能力。作品巧妙選取了潘大興的妻子顧芳和從未謀面的女兒顧莎乘飛機去基地探望潘大興的角度，將潘大興的無私奉獻作為潛敘事放在了幕后，放在了他者的講述之中。母女二人探望到的，卻是潘大興的墓園…… 

　　張者的《山前該有一棵樹》采用了兒童視角，從戈壁灘礦區子弟對綠色的渴求，反襯506鈾礦區職工在艱苦的環境中克服重重困難，為祖國奉獻的偉大與堅強。父母在礦山開采的放炮聲驚擾了孩子們，孩子們“在炮聲隆隆中上課，飛石砸在房頂上，如天神的戰鼓”。作者自然清新的敘述，令這樣一個厚重的題材變得輕盈與詩性。這對我們今天多少有點陷入西化、娛樂化模式的兒童文學創作，有很大的啟示意義。 

　　董夏青青的《在阿吾斯奇》是頌揚大西北戍邊戰士的。小說寫得異常簡潔、樸素、真摯。文本間撲面而來的剛健與硬朗，像西北邊地一樣粗糲、恢宏而瓷實的人物和情節，敘事的老到、內斂與克制，在簡短的文字里蘊含雷霆萬鈞的力量，很難想象這是出自一位“80后”女作家之手。正如一位論者所說：“他們仿佛天然地領受了一份命運，在邊地將艱難險厄的生活平淡地過下去。邊地的蒼茫、遼闊、空曠、沉郁，詮釋著戍邊官兵的心性和品格。”作者研究生畢業后心系軍旅，大部分時間都在新疆生活，經常下基層體驗戍邊戰士的生活。這使她的寫作能夠深入邊疆戰士的內心，將戰士們的悲歡離合、家國情懷化作最為平淡質樸的文字道出，展現了天地間至純至美的英武之氣。 

　　劉建東的《無法完成的畫像》選取一個旁觀者的角度，來表達對革命先烈的緬懷與贊頌。作品采用的畫師視角非常獨特，由模糊到清晰，用畫筆逐漸勾勒出一個革命年代犧牲的無名英雄形象。這樣一種側寫甚至是反寫的手法，是革命英雄題材作品在新時代一個引人注目的創作動向。 

　　其次，從獲獎的其他幾部作品也可以看出新時代寫作的另外一個引人注目的變化，即寫作的重心繼續朝著城市偏移，著力表現都市人的生存狀態。獲獎作品除了索南才讓講述西部牧民生活故事的《荒原上》，缺乏書寫內地鄉村生活的作品，可見相對于鄉村書寫，城市書寫已成壓倒性的主流。而在表現城市方面，知識性寫作則是一個引人注目的創作趨勢。 

　　葛亮近年來一直致力于對文學地理學意義上的新南方文學的開掘，《飛發》的獲獎是對這一寫作的褒獎。《飛發》將寫作地點放在了他所熟悉的香港。作為國際大都市，香港也是這篇小說的主人公，深度參與了故事的進展。21世紀以來，隨著一批學者型作家的成長，長篇小說流行知識性寫作，小說不僅僅是要展現人生百態，還要給人以豐贍的知識。典型作品如王安憶的《考工記》。葛亮早在2014年就提出以“格物”的形式進行城市寫作，有意識地在小說中加大知識性的成分，寫作本身在一定程度上成了一種知識的炫技。他遍訪民間藝人，相繼創作了“匠人”系列小說《書匠》《瓦貓》《飛發》。《書匠》涉及古籍修復，《瓦貓》涉及古籍修復師、理發師以及陶藝師三個傳統匠種，《飛發》處理的是更為日常性的理發手藝。小說的精彩部分是有關“飛發”精湛技藝的描繪：“一個優秀的發型，同樣存在著灰度，如何去鏟青或偷薄，使頭發在薄與厚之間，展現出優美的漸變、結構、輪廓和光澤，道理就如攝影中對灰度的處理一樣，無比奧妙。”小說文本由學者視角下理發的“考據”篇和創作視角下虛構敘事的“故事”篇構成，并對香港這個城市的前世今生進行了深度解讀。小說里混雜了大量的粵語、滬語和英語，不僅僅提醒著我們香港的多元性，也隱含著對城市身份的思考。 

　　鐘求是的《地上的天空》、蔡東的《月光下》都是寫城市人的生存狀態，寫人在城市中的生存境遇，寫靈與肉的掙扎，這里面沒有城市文學所流行的欲望化、獵奇性。《地上的天空》以超常的想象力，突破了慣常的都市情感小說的敘事模式，故事游走于虛實之間，“在日常生活裂隙中探測人性的高度”。蔡東的《月光下》講述兩個外地女人在深圳打拼的故事，充滿了生存的艱辛與不易，疲憊與不甘。兩個女人一路走來，在深圳扎根，向往光鮮亮麗的人生，卻深陷生活的泥沼中，也許這就是真實的都市人生的一個寫照。 

　　值得注意的是，作為國家級文學大獎，魯迅文學獎看重的是一種剛健、雄渾、質樸的審美風格，推崇具有新時代特色的黃鐘大呂的聲音。因此，我們可以看到，這些獲獎作品所表現的，一是西部邊陲、戈壁灘、草原、邊防線，二是城市。城市與西部，構成了書寫的兩極。這不僅是文學地理意義上的，也是我們講述中國故事的出發點。這啟示我們的作家，要走出個人的一己之悲歡，摒棄柔靡、蒼白、虛偽的文風，響應新時代的召喚，投身于奔騰的祖國建設大潮，深入生活，創作出無愧于這個時代的作品。 

　　（作者：王德領，系北京聯合大學師范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