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來的“看見”就是這樣將目光從眼前轉向久遠的過去，同時又投向遙遠的未來。他用自己的方式看見了世界，看見了世界正越過山和大海，撲面而來。

　　在阿來最新出版的散文集《以文記流年》（作家出版社）中，《讓人們彼此看見》一文收入“鑒賞記”部分。比起那些洋洋萬言的紀游文字，這篇為肖全金川攝影集寫的序言不過2000多字，也許是這本書中最不起眼的篇什。然而我卻愿意將其視為全書的“文眼”，因為它讓我想起了20年前阿來在《大地的階梯》中屢屢提及的在相機快門上震顫不止的手指，也讓我想起了他10年前出過的那本散文集，書名恰好就叫《看見》。“看見”是潛伏在阿來文字里的一條暗流，是屬于他自己的一條文脈。鐵凝曾經回憶過一段與阿來一同參加采風活動時的趣事：當大家都在為新疆那拉提草原神話般的仙境所迷醉并紛紛留影時，只有阿來抬著他沉重的相機離開了喧鬧的人群，俯下身來，側身半躺，鏡頭對準了草原上一支獨自搖曳的小花。那一路上，阿來都在專注于這樣的無名花草，發現它們短暫而異乎尋常的美麗。小說家的敏感，使鐵凝捕捉到了阿來身上最異于常人的氣質，那就是他對“看”的癡迷；而這種“看”，有時不僅要靠肉眼，還需要借助照相機的鏡頭——那是一種過濾后的“看見”。

　　在《看見》的自序中，阿來坦承自己“喜歡玩照相機，喜歡通過不同功能的鏡頭去‘看見’。但不是為了保存記憶，而是試圖看見與肉眼所見不太相同的事物如何呈現”，而這種“看見”必須經過自己主動選擇，并且要在經歷、打量過的基礎上加以思慮，從而能“在夜深人靜的時候，從記憶庫中打撈出來細細咀嚼”。這段夫子自道，與蘇珊·桑塔格為人津津樂道的名言“照片是一種觀看的語法”“是一種觀看的倫理學”，以及“攝影是核實經驗的一種方式，也是拒絕經驗的一種方式”形成了明顯的互文關系。因此，多年之后，他將桑塔格的話原封不動地抄錄進《讓人們彼此看見》中。

　　視覺無疑是人類最基礎、同時也是最重要的感覺。對此，柏拉圖曾經給出一個有趣的解釋——神在設計人的臉部時，最先造的器官是眼睛，它處于臉的上部，由此產生的視覺可以直達靈魂，“是給我們帶來最大福氣的通道”（《蒂邁歐篇》）。但是，人類通過肉眼“看”到的世界，就是真實的世界嗎？換句話說，從古至今人們奉為圭臬的“眼見為實”，真的就是顛撲不破的真理嗎？這其實就是一個困擾了哲學家們千百年的命題：如何看待原始的感官經驗。在我看來，不管歷史上對這一命題有過多少種解釋，人類對最原始、單純的“觀看”都是不滿足的，因此才會在其基礎上漸漸衍生出“閱讀”記錄下來的文字、以繪畫等藝術手段“再現”，以及借助照相機等工具去“看見”。諸如此類，均是對原始經驗的提煉，是在“經歷、打量過的基礎上加以思慮”的產物，甚至所謂“發現”，也離不開心智的過濾和篩選。阿來評價肖全的攝影作品是對經驗的“核實”而非“拒絕”，不是“逃離歷史與現實經驗的一種光影再造”，意味著他擯棄了兩種態度，即“視而不見”和“全然虛構”，而這，也正是阿來自己看世界的方式與原則。

　　收入《以文記流年》中的文字，都是阿來親歷的日常生活，閱讀、游歷、鑒賞自然離不開“看”，而書中最有“味道”的兩篇《正逢重陽下沙時》和《川酒頌》，雖是寫酒及與之相關的酒事，也與“看”須臾不可分。前一篇事無巨細地描述了傳統釀酒技法中重要的“下沙”工序，皆是親身所見所感；后一篇是濃縮的川酒歷史，阿來在文中旁征博引，靠的是多年來閱讀與思考的積淀，而他能在杜甫“蒼苔濁酒林中靜，碧水春風野外昏”“誰能載酒開金盞，喚取佳人舞繡筵”的名句中品出與“酒之美”并存的“風景之美”“人情之美”，更絕非單純的“看見”，而是用心體悟的結果。一般的作者寫酒，往往是酒不醉人人自醉，只顧得上渲染酒香之濃郁、酒味之淳厚，阿來卻反其道而行之，很少涉及嗅覺與味覺，即使有，也不過是用“芬芳”等最普通的詞語，卻將大量筆墨傾注于描寫自己所看到的，以及由此生發出的聯想和感想。這兩篇文章，也就因此在近年來漸有泛濫之勢的諸多“酒事文”中，彰顯出卓爾不凡的質地。

　　上述幾則，或是序跋，或是命題作文，或是主旨演講，多多少少都有應酬之意。構成《以文記流年》主體的，則是收入“讀書記”“出行記”“演說記”中的幾篇長文。《回首錦城一茫茫》寫杜甫與四川，特別是與成都的情緣。阿來別出心裁地用“詩史”的形式來寫有“詩史”之譽的老杜，自乾元二年（公元759年）臘月杜甫自劍門入川寫起，一直寫到他在人生的末尾離川，在一葉孤舟上耗盡最后的時光，以詩串史，以史證詩。這是杜甫生命中的最后10年，是他想“詩意地棲居”而不得的10年，也是他“詩風大變”的10年，更是中國歷史上盛衰突轉的關鍵10年。阿來從杜甫的經歷和詩作中映照出那個風雨如晦的時代，氤氳在全文中的是對杜甫及其同時代人的“同情之理解”。全文就像一部杜甫客居四川生涯的紀錄片，而阿來儼然身兼導演、攝像、旁白三職，帶領讀者回望杜甫一生、也是盛唐詩壇最后一縷余暉。《以一本詩作旅行指南》是阿來第二次南美之行的筆記。感性的記游與理性的凝思交織成一幅綿密而厚重的印第安掛毯，和帶著體溫的文字一起抵御著南半球冬季凄冷的雨水。智利詩人巴勃羅·聶魯達的詩句貫串阿來此次行走的始終，也勾連起東西方兩個古老文明飽含血與淚的記憶。印加文明的輝煌、殖民者雙手的血腥、覆蓋在革命者遺體上殘破的紅旗，被詩人火一樣的詩句映照，“我的熾烈的星星那樣的心/將又一次在高空燃燒”。瓦爾帕萊索港的海灘是美的，拉巴斯港的湖邊是美的，但這些美帶給阿來的感受都不及他置身聶魯達故居“船屋”時的沉思，以及在阿連德總統殉難的總統府前的驚鴻一瞥。而逡巡于利馬舊城、印加故都、以及久負盛名的馬克丘·畢克丘（通譯“馬丘比丘”）遺址，隨著地勢的不斷抬升，面對成千上萬的原住民頭骨，面對印加人留下的、原產于南美洲的農作物（例如玉米、馬鈴薯、番薯、西紅柿、辣椒……）的巨大種子庫，以及那個在強烈陽光下蔓延于山丘之上的、只能代表帝國昔日榮光的巨石廢墟，不知阿來腦海中是否會想起他那部長篇散文的書名。他也曾經在青藏高原的邊緣，一級一級地攀登那些“大地的階梯”，試圖在廢棄的碉樓下追憶并尋找一個日漸遠去的古老文明，四顧來路的漫漫與去路的蒼茫。殘骸與廢墟，既是文明存在過的確證，也象征著生命的綿延。也許，復雜又特殊的民族身份，能使他更為刻骨銘心地理解眼前的景象。青藏高原與安第斯山脈，一東一西，兩座世界屋脊，兩個偉大文明的昨天、今天和明天，在此迸發出雄渾而悠長的回響。

　　阿來的“看見”，就是這樣將目光從眼前轉向久遠的過去，同時又投向遙遠的未來，就像他手中照相機的“不同功能的鏡頭”，常常能夠充當“顯微鏡”或者“望遠鏡”，看見肉眼所不能見之處。在一張道光十七年的商品清單中，他能看出大清國正在從其天朝大夢中滑向遲暮之年，而在重新發現一個物種的故事里，他亦能看出“中國人也能以科學的方式重新發現和認知世界”。就在這篇書評的寫作過程中，曾被阿來寫入《海與風的幅面——從福州，到泉州》的泉州古城，于2021年7月25日經第44屆世界遺產大會審議通過，正式列入《世界遺產名錄》。“前方徐徐展開的前景，撲面而來的海與風，正是中華復興理想最舒展的幅度”，阿來用自己的方式看見了世界，看見了世界正越過山和大海，撲面而來。（宋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