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23日，北京，“前哲垂范 文津日新”——梁啟超誕辰150周年紀念配樂朗誦音樂沙龍在國家圖書館舉行。中國國家圖書館館長熊遠明（左）向梁啟超后人贈手書《少年中國說》。 蔣啟明/攝

　　梁啟超重新確立了對中國固有文化的重組自信 

　　—————————— 

　　1873年，無論在中國還是世界歷史上，都顯得平平無奇。“余生同治癸酉正月廿六日，實太平國亡于金陵后十年，清大學士曾國藩卒后一年，普法戰爭后三年，而意大利建國羅馬之歲也。”梁啟超在《三十自述》中這樣描述自己的出生年。

　　今年是梁啟超150周年誕辰，一場紀念座談會在國家圖書館舉行，在其研究者和后人的回憶中，一個更加血肉飽滿的梁啟超，穿過歷史，風塵仆仆而來。

　　與很多同時代人相比，梁啟超顯然屬于生命力特別長久且旺盛的一位。這里說的不是他的歲數——他1929年去世時，還沒來得及過56周歲生日——而是指他對后世的影響持久且強大。

　　后世對梁啟超有很多概括，諸如政治家、思想家、宣傳家、教育家、史學家、文學家……不過，在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夏曉虹看來，若從根本而言，只有“啟蒙者”這個稱號對他最適切。無論前期的從政、辦報，還是后期的講學、著述，無論面對的是士紳階層還是青年學生，“開通民智”始終是他一貫不變的追求。其所啟悟的思想、學理固然不乏專門，但多數是現代國民所應了解的“常識”。

　　在近代中國，由精英知識分子發出的變革呼聲，抵達并影響到社會大眾，這個過程通常被稱為“啟蒙”。而在晚清特定的歷史時空中，將“啟蒙”理解為梁啟超界定的“國民常識”的普及，則更為準確、得體。

　　梁啟超集中談論“國民常識”話題始于1910年。當年2月，他主持的《國風報》在上海創刊，“常識”即成為一個中心議題。第二期刊載的《說常識》，首次對“國民常識”理念作了詳細闡發。與此同時，梁啟超又有了發起“國民常識學會”的計劃，這個機構正是為實施其常識教育的設想而組建。

　　當時，梁啟超提出編輯出版3種“常識”讀物：第一種是“國民常識講義”——用通信教授法，將必要之學科及其補助科編成講義錄，月出一冊，兩年完結；第二種是“國民常識小叢書”——將各學科中尤要者撰為顯淺簡易之短篇，每篇印成小冊子，以極低廉之價頒布之，每月印三冊以上；第三種是“國民常識叢書”——完備之專書，或著或譯，出版無定期。

　　梁啟超最看重的其實是第一種，認為可以由此得到系統、完整的國民常識。不過，他所倚重的當時商務印書館編譯所所長張元濟從經營角度出發，卻只鐘情第二種，對第一種完全不看好。當時經費緊張，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義爆發，梁啟超的精力又集中到了時政，于是，毫無起色的“國民常識學會”至此被完全放棄。

　　盡管諸多計劃未能實現，但梁啟超對“國民常識”的關注并非一時興起，而是貫穿其一生。首先，他定義了“常識”：“常識者，釋英語common sense之義，謂通常之智識也。”他還為“常識”設定了兩條邊界：一方面，是人人必須具備的普通知識；另一方面，又是人人不可或缺的非專門知識。如果以教育程度標志，則大體相當于中學。

　　在梁啟超看來，新式學堂固然是獲取“常識”的主要渠道，但社會教育的功效也十分重要。而就當時中國的現實環境而言，對社會教育的迫切需求甚至超過了學校教育。不過，1912年自日本歸國后，梁啟超的思路有所調整，逐漸加強了對青年學生進行“常識”教育的重視。按照他的說法，在舞臺上活動的中堅人物已經無法改造，應“從后臺下手改良”。

　　為此，梁啟超從1917年轉向以學術著述與高校講學為主；1920年從歐洲歸來后，更是決意以中國精神文化拯救世界，他所講的“常識”也更多與國學發生關聯，這在他1923年所作的《讀書法講義》中說得最明白：“做人要有做人的常識，做國民要有做國民的常識。曉得本國文獻，便是國民常識的主要部分。”

　　他談《大學》《中庸》，“形成國民常識之一部分，故今之學者，亦不可以不一讀”；他談《史記》，“2000年來學者家弦戶誦，形成國民常識之一部”；他講到《左傳》和《禮記》，也都稱其為“形成國民常識之一部”，都應該閱讀。梁啟超認為，歷史書籍是國學最主要部分，“除先秦幾部經書幾部子書之外，最要緊的便是讀正史《通鑒》《宋元明紀事本末》和《九通》之一部分，以及關系史學之筆記文集等，算是國學常識，凡屬中國讀書人都要讀的”。

　　盡管從前期到后期，梁啟超的社會角色有很大變化，但其中不變的是啟蒙意識，這也是他對“常識”教育一直抱有巨大熱情的根本原因。

　　1929年，梁啟超去世，鄭振鐸撰文悼念：“梁先生在文壇上活動了30余年，從不曾有一天間斷過。他所親炙的弟子當然不在少數；而由他而始‘粗識文字’，粗知世界大勢以及一般學問上的常識的人，當然更是不少。”（《梁任公先生》）

　　總體而言，從晚清到民國，對應梁啟超從前期辦報到后期講學的人生軌道更換，其對“國民常識”教育的構想與實踐也在逐漸改易：教育重心從社會向學校轉移；施教對象由現在“社會中堅”中年人轉向“將來社會中堅”青年學生；知識構成從偏重社會科學轉向偏重人文科學，最終更聚焦到國學；講學內容由國民啟蒙教育，轉向人格培養，后又再度調整為“德性的學問”與“文獻的學問”并重。

　　而其中最大的變化，是梁啟超在文化選擇上的由西向東，即從輸入西學為主，轉向回歸傳統文化。在歐洲目睹一戰后的西方精神危機，梁啟超重新確立了對中國固有文化的重組自信，不但由此開啟了輸入與輸出同時進行的文化策略，而且經過西方科學方法整理與研究的傳統文化，也足可融入世界最新思潮。

　　（根據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夏曉虹在“前哲垂范 文津日新——梁啟超誕辰150周年”紀念座談活動上的演講《梁啟超關于國學常識教育的構想與實踐》寫作）

　　中青報·中青網記者 蔣肖斌 來源：中國青年報

　　2023年03月07日 11 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