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重識孫犁（主題）

　　——讀侯軍新著《報人孫犁》（副題）

　　雷健

　　讀書人的幸事莫過于讀到一本好書。侯軍先生的新作《報人孫犁》（天津人民出版社）今年5月出版，我很榮幸地成為他贈書的第一批朋友，真是幸之又幸，當即展卷拜讀。

　　書中的大部分文章我在“中國副刊”微信公眾號上讀過，當時就有耳目一新之感。此次系統重讀，我認為，這是侯軍三十多年來嘔心瀝血、用情最深的一部專著，更是一部發前人所未發、述前人所未及的孫犁筆耕生涯傳記，也是一部孫犁新聞作品的賞析之書，一本副刊辦刊原則的思想之書。

　　在中國文學史上，歷來把孫犁定位為作家，而忽略了他長達半個世紀的記者編輯和辦報生涯，罕有論者“從辦報的角度來解讀孫犁先生”（侯軍語）。所以，當1988年侯軍提出“記者孫犁，報人孫犁”時遭到不少作家的反對，他們認為把孫犁說成報人，似乎貶低了孫犁的文字價值。這種隱含著“作家高于記者編輯”的論調讓人很不爽。但是，侯軍的這一觀點卻得到孫犁先生的充分肯定。從那時起，侯軍就圍繞這一選題進行了三十多年的艱難跋涉。在孫犁先生誕辰110周年之際，侯軍這本充滿激情和“還愿、填空、感恩”之作終于面世，真是可喜可賀！

　　《報人孫犁》分為四輯：“讀者·記者”“編者·作者”“學者·報人”“我與孫犁”。雖不是按編年體例來講述，卻向我們完整勾勒展現了孫犁的筆耕生涯：孫犁在青少年時代就訂閱報紙，閱讀副刊，繼而向副刊投稿，“由讀而投”，從此步入文學領域。他1937年參加抗戰工作，1939年調到晉察冀通訊社，成為一名戰地記者，從此在新聞崗位上辛勤耕耘半個世紀，寫過戰地通訊、報告文學，編過副刊、雜志，還寫過中國新聞史上第一部新聞專著《論通訊員及通訊寫作諸問題》。天津解放后，他調到《天津日報》任副刊科副科長、編委、顧問直至離休。即使離開編輯崗位，孫犁依然在為副刊投稿，國內知名大報的副刊都留有他的痕跡。

　　在戰火紛飛的年代，孫犁以戰地記者的身份在晉察冀邊區的抗戰前線，用一篇篇通訊、報告文學記錄下邊區的民眾生活和抗戰硝煙。這既為孫犁日后的文學創作積累了豐富的素材，又為他錘煉出行文洗練、簡潔的風格。我國當代作家中，有孫犁這種辦報經歷，既當記者編輯，又寫小說散文的文學大家只此一人。

　　孫犁在文學創作上形成的獨特風格有著深深的辦報人印痕，正如南開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教授孫德宏在《報人孫犁》首發式上所說：“‘報人’和‘作家’哪里有什么高下之分？事實上盡人所知的‘作家孫犁’和少有人知的‘報人孫犁’的職業生命故事，很好地說明了這一點——甚至，沒有‘報人孫犁’，哪有‘作家孫犁’！”

　　《報人孫犁》中選取了幾篇孫犁的新聞代表作加以詳細分析，如《游擊區生活一星期》《津門小集》。從這些作品的寫作過程、文章謀篇布局到細節描寫、遣詞造句，侯軍條分縷析，把孫犁的行文風格、語言特點，以及作者當時的心理感受一一道來。這對從事新聞工作的人來說，無疑就是現成的寫作教材。

　　孫犁在編輯副刊的歲月里，提出并形成了系統的副刊辦刊理念和原則，大都見諸孫犁在冀中、在天津主持諸多報刊筆政時的策劃文案上，如副刊啟事、說明、按語、編后。這些文字體現出孫犁在辦不同副刊時的辦刊宗旨、讀者定位、欄目設置、風格特色等。侯軍對這些策劃文案進行了細心爬梳，歸納出孫犁的策劃文案特色和副刊辦刊思路原則，這些思路原則在今天看來依然是辦副刊應當遵循的基本原則。

　　這樣詳細分析孫犁新聞作品及辦刊思想、編輯思想的例證在書中還有很多，不僅有實例，還有理論提煉，孫犁在新聞理論上的建樹和真知灼見躍然紙上。從這個意義上說，《報人孫犁》當然是辦報人，尤其是副刊人應當好好品讀的專著。

　　侯軍說，《報人孫犁》是一本“填空之書”。在我看來，這“填空”有兩層含義，一是填補了長期以來對孫犁的研究重文學作品，輕“報人孫犁”之空。二是填補了我國新聞史上對新聞人缺乏研究的空白。因此，《報人孫犁》理應在中國文學史和中國新聞史上占據一席之地。

　　讓我用侯軍的一段話作本文結語。他說：“報人孫犁其實是一片富礦，是一處芳草茵茵美不勝收的沃土，你一旦走進去，就會陶然忘歸樂不知返的！”《報人孫犁》無疑就是一本引你走進這片沃土的向導之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