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　曲鵬

　　2020年底,全國共有普通高中學校1.42萬所,其中縣、縣級市舉辦的普通高中7243所,占比51%,縣中在校生1468.4萬人,占比59%,縣中及其學生的數量均已占據半壁江山。在上世紀八九十年代,無論是高考升學率,還是辦學質量,縣中都曾涌現出一批成績領先于大中城市高中的優秀學子,然而在近十年,縣域教育卻成為亟待振興與幫扶的對象,越來越多非發達地區的縣級中學風光不再,成為社會關注的焦點話題。最近出版的兩本新書,《縣中的孩子》和《縣鄉的孩子們》不約而同地將視線聚焦于縣域教育現狀。處于基層的縣域教育,是中國教育的底色和普通教育賴以生存的基礎,更值得我們關注,誠如《縣中的孩子》作者林小英所說,“教育不該是適者生存的模式,經濟越落后的地方,教育越應該給人以希望”。

　　縣中風光不再

　　上世紀八九十年代,一批縣域高中在高考升學率和辦學質量上遙遙領先,改變了無數鄉村學子的命運,甚至吸引了不少城市的孩子到縣域高中就讀。那時,“縣中現象”令人矚目,縣中也成為諸多鄉村學子改變命運、實現社會階層躍升的主要渠道。

　　進入2000年,縣中風光不再,由于條塊分割的教育行政體制以及跨區域的生源市場的形成,越來越多非發達地區的縣級中學日趨衰敗,成為一個問題式的存在。

　　對大部分縣中來說,普遍面臨著這樣的問題:生源之困、師資之困、硬件之困、保障之困、質量之困。具體表現就是,跨區域掐尖招生、優質師資外流、教育投入不足等,其結果是升學率降低、教育質量下滑。

　　《縣鄉的孩子們》指出,破壞縣域教育完整性的外部因素有兩個。一是民辦學校的發展。在一些地方,小學畢業生想進好學校讀書有兩個途徑,要么進民辦初中,要么去外地找好的公立初中；再通過掐尖、初高中剝離等方式弱化公立優質高中；跨區域集團化辦學的民辦學校還掐尖縣域生源,破壞縣域高中生源結構和縣中模式,從而弱化整個縣域的基礎教育體系。二是教育城鎮化發展。“教育新城”“教育地產”模式,把大量的優質教育資源和公共財政資源集中到新城,打造明星學校、亮點教育工程,抽調走鄉村優秀教師,人為打破了城鄉教育質量均衡,拉大了城鄉教育差距。

　　學校之間不斷上演著“大魚吃小魚,小魚吃蝦米”的生源和師資爭搶,沖擊了基礎教育的生態,導致有的地方營養過剩,有的地方無人問津。人們都簡單地將責任歸咎于滯后的經濟發展,很少有人認真思考什么才是回歸本真的教育,“當所有的目光都聚焦在高考的時候,很多的問題會被掩蓋”。

　　一次次篩選

　　《縣中的孩子》作者林小英將縣中的孩子歸結為貧富差別和城鄉差別兩個維度疊加構成的連續統一體中的一端,而這一端中的群體又可以再次被劃分為“村小的孩子”和“縣中的孩子”兩個成長階段,這兩個成長階段則分別對應了兩次重大篩選。從“消失的村小”到“沒落的縣中”,縣域的孩子們在不同跑道上起跑,面臨著怎樣的生存之困與學習之難?

　　書中把生活困難的學生總結為四類:家庭不健全、經濟困難、路途遙遠、長輩需照顧。這些孩子在拼盡全力進入高中后,面對升學壓力、朋輩壓力、社會差距和認知成長等因素,使得他們所承受的生存之困被加倍放大。某縣中老師告訴林小英,他們學校的學生家庭情況特殊的特別多,有父母離婚的,有家庭重組的,或者父母沒離婚,有一方突然離家出走的,孩子能夠上學撐到現在已經很不易了,“越是鄉鎮和鄉村的學校,由于家庭的特殊,給孩子們造成學習的困難就越大”。對這些孩子來說成績都是次要的,“只要他能夠堅強地生存下來,能夠健康,這已經很不錯了”。他們這些孩子中的很多人,會在縣域接受自己生命中最后一個階段的正式學校教育,他們對教育的需求、對學校的需求,不單是提供升學預備的知識,更是培育情感和培養技能。

　　盡管縣中的孩子大部分時間并不處在農村,他們對自己并沒有主動意識設計的生涯規劃,醫生、警察、教師、公務員是他們所能想到的最好、最穩定的工作,卻無法預見到其他更精彩的生活類型。某縣中一位高二文科班學生坦言自己并沒有特別想做的事,覺得當老師是一個安穩的工作,“還可能回本縣,畢竟在家這邊,比較熟悉”。

　　縣中教師對孩子們關于學科與未來就業的指導也十分有限,某縣中一位理科重點班學生說,他的老師只是告訴他“理科容易找工作,選擇的余地比較多”。

　　面對生活的艱辛,更多的家長讓孩子在潛意識里降低了對未來的期待,安穩的生活就是人生理想。某縣中一位高一學生家長告訴林小英,孩子能考到什么就是什么,考到哪里都支持。還有的家長寧愿讓孩子考入本省的高校即可,“孩子還能回到本縣工作,可以照顧一家人甚至一個家族的人,也可以得到家里更多的照顧”。

　　在調研中,林小英意識到,眼界的限制、資源的匱乏,使得縣中的孩子在學業基礎、學習習慣、學習投入、競爭意識、職業規劃等方面確實處于弱勢的地位。“這些縣中的孩子,同樣也是我們的孩子,他們終將會長大,融入社會的洪流之中,不論是富孩子還是窮孩子,超級中學的孩子還是縣中的孩子,最終都是在某一個社群之中,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退回來講,必須承認,我們對縣中的孩子負有照看的義務和責任,而不應該只是袖手旁觀。”

　　陪讀媽媽

　　公共教育是絕大部分農民家庭獲取教育資源的唯一途徑。隨著農民家庭經濟條件改善和教育預期提高,日漸衰敗的鄉村教育已經難以滿足農民家庭的教育需求,為了讓子女獲得優質的教育機會,農民家庭不得不成為拼奪教育資源的競爭主體,并被裹挾到進城陪讀的大潮中。

　　大量的鄉村學生進入縣城上學,對餐飲、住宿、公共交通等縣域教育基本公共服務提出了更高要求,但中西部大部分縣城沒有經濟能力來滿足這種需求,農民家庭不得不通過調整家庭分工來應對。打工經濟興起時,年輕人外出務工,早期的陪讀主要是隔代陪讀,奶奶在縣城租房陪讀,爺爺則留在村里種地或打零工,而近幾年,返鄉陪讀的80后、90后年輕媽媽越來越多,成為陪讀大軍的主力。

　　《縣鄉的孩子們》作者在調研中發現,很多家長從小學階段就開始陪讀,初中、高中更是必陪階段,而且不管孩子成績好不好,家長都會陪讀。陪讀意味著農民家庭必須抽出一個勞動力專門來陪伴子女學習,尤其是媽媽陪讀,意味著作為壯勞力的年輕女性無法進入勞動力市場,降低了家庭經濟收入,再加上在縣城租房生活增加的消費支出,從而提高了家庭教育成本,降低了生活幸福感。因為陪讀周期長,陪讀媽媽在陪讀結束后,由于脫離勞動力市場太久和年齡太大,很難再找到合適的工作。《縣鄉的孩子們》指出,陪讀不僅重塑了80后、90后農村女性的生命歷程和生活軌跡,還重塑了男主外、女主內的家庭分工結構,“走出家庭的女性因為子女的教育再一次被拉回家庭之中”。

　　幾乎所有的陪讀家庭都希望子女取得好成績、考上好大學,陪讀媽媽將注意力過度集中到孩子身上,不僅雙方面臨著較大的精神壓力,親子關系也相當緊張。陪讀媽媽對生活大包大攬,孩子的唯一任務就是學習,飯來張口,衣來伸手,無法培養獨立人格和獨立解決問題的能力。

　　回歸教育本身

　　2021年底,教育部等九部委聯合印發《“十四五”縣域普通高中發展提升行動計劃》,提出:“到2025年,縣中整體辦學水平顯著提升,市域內縣中和城區普通高中協調發展機制基本健全,統籌普通高中教育和中等職業教育發展,推動全國高中階段教育毛入學率達到92%以上。”而在2022年的全國兩會上,“加強縣域普通高中建設”被寫入政府工作報告。

　　縣中如何“突圍”?在《縣中的孩子》中,林小英記下了一所縣中——P中的成功案例。與大部分縣中被“掐尖”的境況類似,2016年P縣參加中考的學生,前100名里僅有15人能留在本校讀高中。優質生源的流失,導致連年高考成績不甚理想,趨勢一旦形成,就很難逆轉。但當地教育部門通過托管改革,讓留在縣中的老師和學生重拾信心。學校下放權力,激發老師的活力與創造力；壓縮學校之前不規范的經費支出,整體提高老師的薪資標準,并為老師們提供免費早餐；引入小語種課程,讓英語基礎差的學生選擇小語種參加高考。2022年P中高中部的本科上線率已達到63.2%,有效地促使P中回歸了若干年前的榮耀。

　　在高考錄取指標的裹挾下,很多縣中更傾向于學習城里中學以及一線城市的教育改革經驗,成為精英教育的追隨者。但是“一所學校好,并不表明整個縣域的教育好。精英教育是不太適合縣域的”,作者林小英如是評價。

　　縣域教育怎么辦?出路在哪里?林小英在下鄉調研中發現,很多深耕教育多年的當地校長和教師,早就試著放下以往評價制度中單純對學習成績的執念,轉而真正思考如何為這些孩子們提供值得一生回想的學校教育體驗:孩子們對文化課不感興趣,他們就把興趣類、動手類的課程開得有趣一些；他們用自己的方式來出卷子考試,讓孩子們的成績顯得不那么難看；他們幾乎熟悉每個孩子的家庭情況,盡可能擔負起一些外出務工的父母無法履行的責任……

　　縣中的改革任重道遠,但振興的潛力依然蘊藏在教育的本質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