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蒙，中國作家協會名譽副主席，原文化部部長，中國當代著名作家、學者。2020年出版《王蒙文集》（新版）50卷，榮獲第九屆茅盾文學獎。2019年被授予“人民藝術家”國家榮譽稱號。

　　丁帆，南京大學資深教授，南京大學學術委員會委員，中國文學批評學會副會長。

　　羅新，北京大學歷史系教授。

　　劉心武，曾任《人民文學》雜志主編。代表作有短篇小說《班主任》、長篇小說《鐘鼓樓》（獲第二屆茅盾文學獎）、散文集《也曾隔窗窺新月》《我眼中的建筑與環境》《劉心武妙品紅樓夢》。

　　韋力，愛書人，研究方向：目錄版本、書史、儒學、歷史遺跡尋蹤。

　　本版制圖： 王梓含

　　書籍的生命是被閱讀喚醒的。書像窗戶，透過它，可以望得更遠更高，看見更多的東西，引發沉思和遐想。閱讀雖不能改變人生的長度，卻能延展人生的深度和厚度。

　　立春之際，萬象更新，本刊特推出新專欄“在讀”，請全國多位名家學者談談他們正在品讀的書，把他們讀書的心得和快樂分享給讀者，以期同聲相應、同氣相求，共迎一個充滿希望與生機的春天。

　　小說寫成音樂

　　■王蒙

　　是把小說寫成音樂呢，還是把音樂寫成小說？

　　是一種風格？流派？歧途？小說革命？無中生有？沉迷？雷電？

　　我曾經在某處寫過另一個地方樹梢的微風，而如今卻找不到通往那里的路……忽然間有一種奇怪的空間感……愛因斯坦1923年曾經在那里做過一次講座。

　　是的，他寫到了空間，他又寫到了久遠而又親切的時間。他寫到“時間的宮殿與空間的宮殿”。

　　而且在此后，讀者們讀到了對于奇怪的空間感的橫空出世的新感覺主義描寫以后20雜志頁，約三萬字以后，他又重復了這個主題詞，但沒有再提愛因斯坦。

　　無知的我只知道愛因斯坦，小說里則寫得完全：阿爾伯特·愛因斯坦。這增加了對于世界名人的敬畏感。

　　對了，此西班牙作家是1961年出生的，現在他至少是63歲了。人積累了歲月和地域的記憶和想象，如果是劉慈欣，地域就包括外星球和外銀河系。積累得多了，便能生產文學的反芻和慰安，感動和驕傲，文學的欣賞，旋律與節奏的溫存，還有文學與藝術的較勁、咬牙。畢竟一切的往事都有它的意義與痕跡，有故事，有戲，有詩，更有不同樂器的紛繁與搖曳的樂段。

　　2024年1月18日，臘八，王蒙喝了包括小米、黍子、糯米、赤豆、蓮子、紅棗和燕麥片的粥，“誰家的煙囪先冒煙，誰家的糧食堆成尖”，八歲以前，每年的臘八都有這樣的華北俚語出現在報屁股上。臘八是農家的谷神節日。我們追求深深的地氣、生活與文學，我們有時也追求天風、天云、天夢、天魂；打開一扇也許等了一輩子沒有能打開的門，通向更高（能不能用一個神一點的詞兒？）的生活。

　　喜歡喝臘八粥與喜歡西洋古典音樂是兩種路數，小說里與譯者的前言里時有歐洲大師的作曲家姓名與器樂演奏出現，好像在音樂廳享受交響樂，在吃過紅棗與麥片之后欣賞瓦格納與舒曼。

　　在2024年臘八這一天讀著今年首期《十月》雜志，“全球首發”（！）·中篇小說欄目中《一種更高的生活》，作者西班牙安德烈斯·伊巴涅斯，譯者楊玲，一上來就打動了我，像是一塊石頭，擾動心頭的漣漪。

　　楊玲在序中說，這不僅僅是小說，作者想寫的是像音樂一樣的小說，作者說過“想把音樂寫成小說”。如果那確實是把現成的音樂作品寫成小說，是以音樂為對象的小說，和寫繪畫寫舞蹈尤其是寫建筑一樣，無甚新異。但像音樂一樣的小說，極有吸引力，那就是把自己的小說作品寫得像音樂一樣動情無言，一樣純潔透明，一樣震撼多姿，一樣開闊無邊，一樣八方四面、天花亂墜；像音樂一樣穿透靈魂，深入靈魂；像音樂一樣成為一個世界，成為本小說的題目——“一種更高的生活”。

　　一種更高的生活，用中國式的修辭與造句，那就是更高的境界、追求，是的，文中的小標題出現了“生活境界”的復合詞。用終極語言來說，是彼岸，是天堂，是仙界。而用文藝學美學的名詞呢？就是藝術的極致、藝術的時間與空間，是詩神美神酒神的神話，就是精神的大滿貫。

　　這里有更進一步的向往，這里有凌虛蹈空的危難，這里有自以為是的神經質，這里有曲高和寡的碰壁，這里有難以接受的困擾。

　　這里追問更高的生活與文學。

　　這里有各式象征暗喻。這里把寫作夸張為刑罰，把從文視為苦行僧獻身。這里把音樂寫成攔路把門的警衛。這里用高傲的藝術精英主義營造孤芳自賞的空虛。

　　這里還不斷地提出與辨析“蘇聯”“俄羅斯”“俄羅斯的孩子”等字樣，作者是新左翼？

　　也很希望對譯者有了解，上網一查，楊玲名下有2717張圖片，有布依族的易地大城市統戰部長，有龜茲壁畫剪紙藝術家，有心理學教授，有星石投資總裁……你覺得楊玲這個姓名充滿活力，興旺發達，茂盛紅火。

　　小說、作家、音樂、楊玲、安德烈斯·伊巴涅斯，都在百花齊放。甲辰大吉。

　　為什么現代主義文學元年是1922年

　　■丁帆

　　這是2024年新年收到的第一本好書，從封面裝幀到“月記體”的書寫形式，再到前所未有的新穎觀點，以及以事件為敘述樞紐的方法，立馬吸引了我的眼球。

　　譯者唐建清先生是一個著名的翻譯家，無論是文學作品的翻譯，還是思想哲學類的譯著，都是一流的，尤其是他能夠將原著準確而深刻地譯介給讀者，讓我們從中不僅得到審美的愉悅，而且得到極大的思想震撼。比如他翻譯的奧威爾的《一九八四》、毛姆的《在中國屏風上》、納博科夫的《獨抒己見》、菲斯杰拉德的《夜色溫柔》、格羅斯曼的《我心深處的文法》、馮內古特的《2081：馮內古特短篇小說全集》、格林布拉特的《大轉向》、沙甘的《現代信仰的誕生》等。

　　這次他翻譯的這本《天才群星閃耀：1922，現代主義元年》，其作者是我們并不熟悉的一個英國身兼多職的文化電影媒體人凱文·杰克遜，作者在中國無名，但是這本書的名字讓我感到十分驚訝，現代主義的元年定在1922，真是有點聳人聽聞，成為我閱讀這本書的興奮點；而“天才群星閃耀”的形容詞讓我急于看到他的天才花名冊。

　　此書除去“導言”和“后續”，是按照1922年的每一個月為標題，我稱之為“編月史”形式的創新形式，最重要的是，作者是以美國詩人龐德將1922年作為“新時代的元年”的理論為軸心問題，展開了文學和新聞“編月史”的敘寫，這就像他備受詰難的《尤利西斯》一樣讓人費解，這個墨索里尼的崇拜者，“他是在拿《尤利西斯》作為時代終結者的特性開玩笑嗎？”難道真的是《尤利西斯》推動了現代主義的歷史車輪了嗎？這真的是從“前現代”到“現代”的過渡年代嗎？在本書的“導言”中，作者將1922年前的文學史進行了耙梳，他要表達的是什么觀念呢？——“1922年，是擁有許多了不起的第一、誕生和奠基的一年。舊世界正在消失。”“世界上第一個法西斯國家正在意大利建立。”以及“蘇聯”的成立。所有這些重要的歷史事件背景，都成為了西方現代文學元年的理由：“《尤利西斯》和《荒原》是當年杰出的文學作品，是現代主義作品的日月同輝……這群天才在之前無人知曉，此后也無人可與之匹敵。以下篇幅試圖找出這些天才星座中最重要的一些星球，并說明喬伊斯和艾略特的代表作是如何在這個星系中出現的。”

　　無疑，這是一部十分好讀的文學“編月史”，以事件發生以及生活瑣事為敘述的經緯，鉤織了一幅幅時代的背景畫面，就像一段段新聞紀錄片的蒙太奇長鏡頭組接，將我們帶入了那個“大變局”的時代里，那些以往被人忽略了的“溫水煮青蛙”歲月，一旦被無限放大為一個個“特寫鏡頭”的時候，它讓我們進入了一個大思考的境界——當封建的農耕文明與現代的工業文明進行生死搏戰的時刻，我們如何對待反反復復的文明沖突呢？從這個意義上來說，我們人類在進入“后現代主義”的今天時，這不僅僅是一個文學元年的問題了，它應該是文化和文明的時代大命題了。

　　如果說“天才群星閃耀的1922年”是“現代主義的元年”，那么，它的終結年代在哪里呢？抑或它是否是一個遙遙無期的歲月等待？

　　我以為，這本書是蠻可以作為中國現代文學史和比較文學史專業參考書的，因為一百年來，現代主義文學始終是一個永遠難以揭開的謎團，因為我們缺少的就是歷史背景的常識和思考問題的能力。

　　2024年1月20日10：30匆匆于南大和園

　　紀曉嵐在烏魯木齊長學問

　　■羅新

　　最近重讀紀曉嵐的《閱微草堂筆記》。紀曉嵐一生仕途最大的挫折在乾隆三十三年（1768），因向卷入兩淮鹽政虧空案的姻親盧見曾（紀曉嵐長女婿盧蔭文的祖父）通風報信，被貶戍烏魯木齊，乾隆三十六年夏才回北京，滯留烏魯木齊長達三年，可能是近千年間中原頂級文人最早有長期西域生活經驗的。這一出乎意料的經歷對他的學識一定有不小的影響，他晚年所著《閱微草堂筆記》多記西域聞見，固有不脫舊習道聽途說者，但也有幾條筆記說明，烏魯木齊的獨特閱歷讓他的識見大有長進。

　　雖然在紀曉嵐西戍之前五年，烏魯木齊已更名迪化，《閱微草堂筆記》堅持稱烏魯木齊，大概不是反對乾隆的西域政策，而是因為這個名字比較有異域風味。而他對往日所讀野史筆記有關西域的種種異聞，終于有了一驗虛實的機會。比如，唐代馮翊子《桂苑叢談》記“太尉朱崖公”（李德裕）第一次從浙西觀察使卸任時，向甘露寺老僧院公告辭，奉上自己寶愛的筇竹杖作為贈別之物。這根竹杖“雖竹而方，所持向上，節眼須牙，四面對出，天生可愛”，是用比較罕見的方竹所制。幾年后李德裕再任舊職，又到甘露寺游玩，“問前時柱杖何在”，老僧答“至今寶之”，取出一看，“則老僧規圓而漆之矣”，已經削磨上漆，成了一根常見的圓竹杖了。李德裕震驚于老僧之不識貨，不由大悔，說這根方竹杖“是大宛國人所遺竹，唯此一莖而方者也”，強調方竹出自西域（中亞），一叢竹子中只有這一根是方的。對這條記事，紀曉嵐之前可能本已疑惑，因為他早知“方竹今閩粵多有，不為異物”，而對李德裕的方竹杖出自大宛，他還是不敢質疑的。有了西域三年的親身經驗，他很干脆地說，大宛就是如今的哈薩克，“已隸職方（意思是已歸入清朝版圖），其地從不產竹，烏有所謂方者哉”。若沒有實地經驗，他是不可能斷言西域“從不產竹”的。

　　又比如，西晉崔豹《古今注》記烏孫國有一種果樹，所結果實名為“青田核”，不知樹生得什么樣，傳到中原的只是果實的核，而這個核很大，“大如六升斛”，人們用來盛水，沒多久水會發酵，“有酒味出，如醇美好酒”，這種酒就叫“青田酒”。有了西域經歷的紀曉嵐說，烏孫就是今天的伊犁將軍駐地，遍詢當地的蒙古人（額魯特），“皆云無此”，一下子就把青田核的真實性給否定了。古人筆錄奇聞異事，多非目見身歷，或不免張冠李戴（比如《古今注》這一條可能是把交州的椰子誤植到西域了），后人只有依靠自身經驗才能一一祛魅。

　　唐代蘇鶚《杜陽雜編》記元結晚年在私宅造了一所極為奢華的房子，名為蕓輝堂，飾以各種奇麗罕見之物，“精巧之妙，殆非人工所及”，“擬于帝王之家”。堂以蕓輝為名，因為蕓輝是一種珍貴的香草，“其香潔白如玉，入土不朽爛”，把這種結實又好看的香草搗碎成為粉末，涂在墻壁上，類似古人用椒粉涂墻，只是更加美觀。《杜陽雜編》說，這種奇妙的蕓輝草“出于闐國”。紀曉嵐說，唐之于闐，即今之和闐，早在清朝版圖內，人來人往，信息暢通，可是“亦未聞此物”，沒聽說那里有《杜陽雜編》所描述的這種香草。那么，西域是不是有某種接近蕓輝的香草呢？紀曉嵐打聽到西域有一種瑪努草，根部有點像蒼術，藏傳佛教的喇嘛們喜歡在佛像前焚燒瑪努草的根部（也許是因為燒起來會有香味）。可是，瑪努草的根并不白，更不能搗碎了涂在墻壁上，可以肯定不是元結蓋房子用的那種蕓輝草。由此，紀曉嵐也就否定了《杜陽雜編》所記于闐國蕓輝草的存在。

　　正逛祝勇大花園

　　■ 劉心武

　　我在讀什么？

　　嘿嘿，正逛祝勇大花園哩！

　　是在翻閱他的“故宮系列”嗎？確實，由人民文學出版社陸續出版的、祝勇撰寫的關于故宮的著作，書架上都有，最厚的一本《故宮文物南遷》有755頁。說句實話，他簽贈我的“故宮系列”圖書，我讀都讀不及，只覺得目不暇接、美不勝收，而且，他以故宮文物南遷為題材的長篇小說《國寶》也已殺青，前幾天收到了出版社遞來的《國寶》試讀本，上下兩冊。如此多產，且每部都雄渾秀美，祝勇正處在才華噴發期！

　　不過，像其他一些作家一樣，作品層出不窮，會形成一種自我遮蔽效應，人們會只記住其中最奪人耳目的，忽略掉其他其實也非常精彩的。我自己就有這樣的體會，近十幾年來，有的年輕人見到我，就會不由得說：“啊！講《紅樓夢》的那個老頭兒！”其實我的寫作是種小說、散文、建筑評論、《紅樓夢》研究“四棵樹”，不愿意因研紅的講座書籍一度搶眼，而遮蔽住我的其他著述。同樣，見祝勇名，便只呼出“故宮”，也是片面的。

　　又剛收到遼海出版社2024年1月第一版的祝勇著述集五卷本，一書到手，我總要先觀其裝幀，啊呀，這五本書好漂亮！圖文并茂，倒不算稀奇，難得的是圖的版式，與文貼切互補，且大方雅致。安東·契訶夫說過：“人的一切都應該是美的：衣裳、面貌、心靈、思想。”書也是一樣，應該一切都是美的：書衣、版式、內容、思想。這五卷分別是《月枕山河》（散文精選）、《歷史的復活術》（創作談）、《大家的大家》（訪談錄）、《文學的故宮》（答問錄）、《洞見故宮之美》（答問錄續編）。這套書的外在視覺效果非常好，這五卷書匯合成了一個美麗的園林，是祝勇創造的又一大花園。我最近期間，會不時徜徉在這所或朗闊壯麗、或曲徑通幽的園林中，獲取充沛的審美愉悅。

　　我與祝勇交往有三十多年了，那時候我剛寫過《五十自誡》，他才二十郎當歲。他那時就跟我說立志要創造出一種新散文來，不但要擺脫楊朔、秦牧那類模式，也要區別于沈從文、汪曾祺那種格局。三十多年來，他身體力行，果然以豐富的著述，趟出了一條散文新路。正如他在這套書《總序》中所說：“我的筆下不只有故宮，還試圖容納一個更加深遠廣袤的世界，不只有天下運勢、王朝興廢這些宏大主題，更含納了小橋流水、紫陌紅塵里的日常生活，以及蘊含在日常生活中的文化鄉愁。”翻閱他的文章，確實，對世界、社會、歷史、人生、人性，他有鳥瞰，也有仰望，有盡收眼底，也有蹲視細微；使用望遠鏡，也使用顯微鏡，更有天文望遠鏡的運用；他往前檢索，也朝前瞻望，他運用搖拍，也注重特寫，或花團錦簇，或黑白灰三色，該艷麗艷麗，該素淡素淡，濃妝素抹總相宜，鳥鳴總在耳東西。他探究興亡規律，更探索人性奧秘。尚未將他的花園游遍，已覺馨香沁鼻，胸臆大暢，有浮一大白之快！

　　祝勇是安靜的。祝勇也是寂寞的。他在《總序》中說：“倏忽間，人生已過大半，當年那個意氣風發的少年，已然是‘塵滿面，鬢如霜’了。我沒寫下什么了不起的作品，只是把自己的生命都奉獻給了寫作。驀然回首，我不知道算是成功還是失敗。或許人生根本就沒有什么成功與失敗，只有選擇的不同而已。人的一生不可能面面俱到，一種成功可能就意味著另一種失敗，反過來，一種失敗也暗藏著另一種成功。我選擇了在寫作中度過此生，無論是成功還是失敗，我都無怨無悔。”這是富有詩意的頓悟。通透而澄明。

　　我腦海中不由得浮現出美國詩人朗費羅的一些詩句，但我實在不具備博學強記的能力，不可能憑記憶完整引出，這也是我在書房中閱讀的習慣，就是正讀一本書，忽然聯想到另一本書，于是立即從書架上找出那本書，合璧閱讀。我找出了人民文學出版社楊德豫的譯本，我根據腦海中浮現的斷句，檢索出這樣一些詩句：“不要在哀傷的詩句里對我說，人生不過是一場幻夢!／……我們命定的目標和道路／不是享樂，也不是受苦／而是行動，在每個明天／都比今天前進一步。／……偉人的生平昭示我們：／我們能夠生活得高尚，／而當告別人世的時候，／留下腳印在時間的沙上；／……那末，讓我們起來干吧，／對任何命運抱英雄氣概；／不斷地進取，不斷地追求，／要學會勞動，學會等待。”（《人生禮贊》）“不屈不撓的意志的星，／從我的胸臆中上升，／清澈，雍容，沉默，／安詳而又恬靜。／……當你的希望一個個落空，／你也要堅定，要沉著!／在這樣的世界里不能畏怯，／不久你就會知道：／受苦而又堅強，／那是何等高尚!”（《星光》）“我覺察出，／無端虛擲了多少時光；／美好的意愿如同一支箭／中途落下，或飛向一旁。／可是誰敢／用這種方法來衡量得失？／失敗可能是變相的勝利；／最低潮就是最高潮的開始。”（《得失》）我又特別找到《鄉下鐵匠》：“額上淌的是老實人的汗水，／他取得能夠得到的報償，／他敢睜大眼睛來看全世界，／因為他不欠任何人的賬。／……勞苦，——快樂，——悲傷，／他行進在人生的路上；／每個早晨看見他開始干活，／每個黃昏看見他收場；／有些工作起了頭，有些干完了，／掙來一夜的酣暢……謝謝你，我可敬的朋友，／謝謝你的教益和榜樣!／在人生的熊熊爐火里，／我們的命運也要經過錘煉；／在那轟鳴的大鐵砧上，鑄成了／火花四射的事業和思想。”

　　我從祝勇花園，又穿越到大約二百年前美國朗費羅的花園，這就是我的“在讀”狀況。我心中漾著甜蜜的波紋。在朗費羅之前，到朗費羅，到我，到祝勇，今后還會有更多的跟進者，作為一個“鄉村鐵匠”，因愛好而寫作，而孜孜不倦地營造出自己的文學花園，不問得失，不求聞達。又忽然想到《紅樓夢》里曹雪芹為林黛玉造出的六字名句：“我是為我的心。”美好的一天，眼前有書，有古人、今人營造的文字園林，這徜徉的快樂，怎一個“爽”字了得！

　　2024年1月19日 綠葉居中

　　《文獻形役錄》

　　■韋力

　　本書作者吳格先生為當代著名版本目錄學家，該書乃是他學術成果的結集。本書不分卷次，內容大致分為四大部分，分別是對《四庫全書》提要稿的研究、嘉業堂等著名藏書樓目錄述評、近年出版之目錄學成果之總結，以及王大隆等目錄學家傳記。

　　乾隆三十八年四庫全書館正式設立，至乾隆五十二年江浙三閣本《四庫全書》繕寫完成，這項文化大工程前后歷時十余年，總計整理圖書逾兩萬種，撰寫提要一萬一千余種，基本涵蓋了先秦以來至乾隆年間中國傳統典籍之精華。自乾隆以降，有無數學者對《四庫提要》進行辨證、考訂、增補和續編，形成一門顯學。

　　《四庫提要》的撰寫過程大致是先由各纂修官分工撰寫初稿，經總裁批閱，發纂修官改寫重撰，最終由總裁官紀昀等修訂成稿。《四庫提要》由分纂稿至最終定稿付梓，前后歷時二十余年，幾經修改，形成多個版本，只有系統地考察成書過程，才能了解到學術思想的變化。如今《四庫提要》的分纂稿大多已失傳，流傳至今者僅一千一百余篇，這些提要稿可以確定的作者有九人，另外還有佚名分纂稿。吳格對現存稿進行系統研究，從中探索當年四庫館的圖書審查標準、收書標準、修訂改寫原由及方式，以及禁毀書等問題，從而拓寬了四庫研究的領域。

　　嘉業堂為中國近代規模和體量最大的藏書樓，通過研究《嘉業堂藏書志》可了解到該樓藏有哪些善本，這些善本有什么特別之處。1982年，該書稿本售歸復旦大學圖書館，吳格對此稿做了系統研究，從中整理出《藏書志》是由哪些名家以遞修式撰寫，每位撰寫的成稿有哪些優劣點。同時吳格又為嘉業堂主人劉承幹的《求恕齋日記》作了影印前言，并整理出版《嘉業堂訪書記》，此記是從已故文獻大家王欣夫先生的《學禮齋日記》稿中輯出，而吳格對王欣夫也做過系統研究，他從欣夫先生的日記中還整理出篆刻名家王冰鐵的事跡。本書中同時收有吳先生撰寫的《吳縣王大隆先生傳略》以及《王欣夫致王獻唐書札小箋》等等，可見吳先生圍繞版本目錄學展開了多個角度的系統研究，這種治學方式最令人敬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