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魯迅與國學續話

　　魯迅像（木刻） 資料圖片

　　《魯迅與國學》 孫郁 著 商務印書館 圖片選自《魯迅與國學》

　　魯迅收藏的漢代羽人戲龍畫像 圖片選自《魯迅與國學》

　　魯迅《中國文學史略》手稿 圖片選自《魯迅與國學》

　　編者按

　　近日，學者孫郁新著《魯迅與國學》由商務印書館出版。書中指出，魯迅是一個常被誤解的人，在對待國故的態度上，被人批評的地方很多，然而細讀魯迅的手稿和整理國故的資料，會發現他傳統學問的功底其實很深，金石、考古、文字學、哲學、美學、民俗學、歷史學等學科知識，藏在他文本的背后。本報約請孫郁撰文，談談魯迅與國學，及其文本背后的“暗功夫”。

　　我上大學的時候，前輩們偶談現代學術史，是不太提及魯迅的，只是在文學史的課程里，其《中國小說史略》《漢文學史綱要》才被引用。更多時候，魯迅被視為傳統的對立面而存在。在人們心目中，他不過是作家而已。后來發現，曹聚仁、王瑤等學者討論魯迅思想的時候，是把他放在學術史脈絡中加以認識的，這于我而言是不小的啟示。待到畢業后去魯迅博物館工作，看到其藏書，發現古書比重很大，且包含的內容廣泛，于是嘆道：魯迅其實是很懂傳統學問的人，甚至與許多同代學人比也不遜色。

　　我記得世紀之交“國學熱”興起時，新文化運動的幾位先驅是被繞過去的。仔細思索，這其實是未能讀懂那代知識人的思想，比如魯迅一生致力于新文化建設，一直與傳統文化處于一種對話的關系之中。

　　學界與一般讀者的誤解，使我在若干年前萌生了寫《魯迅與國學》的念頭，想說一些澄清的話。但遲遲不敢下筆，原因是自知功力不行，許多地方不得要領。過了許多年，心得似乎多了起來，思路好像略清晰了一點：一是覺得魯迅的創作雖屬文學，但文本背后是有幽深的學問在的。他不專門研究經學與史學，但他由藝而學，無論是小說還是雜文，背后埋著許多學理，其中不少地方觸碰了經學與史學的問題。所以，要想真正了解魯迅，最好懂得他的學問。二是覺得新文化運動的質疑者們譏諷魯迅的言論不少，以為他走錯了路。可是細細察看他的藏書與古文輯校工作，以及文章深處的漢魏風骨，此說也并不能成立。不回答這個問題，闡釋魯迅的時候，總覺得缺少些什么。

　　不消說，這是一個有難度的工作。有一段時間，魯迅并不太喜歡“國學”這個概念，原因是他對民國初年的一些國學研究有一點微詞。他認為，國人受限于外國考古學者的贊美，忽略了反省與批判意識。那時一些留學歸來的學人不斷標榜國粹的重要，卻無法道出舊文明的暗區，一些孔教提倡者甚至依附于袁世凱那樣的復辟者，降低了學問的品格。在魯迅眼里，只有像王國維這樣既有西學參照又有扎實詩文基礎的學者，才有拓展學術新路徑的可能。

　　博 古

　　魯迅的學問博雜，一方面體現在他譯介的外國作品頗多。他介紹過尼采、普列漢諾夫、高爾基、夏目漱石、芥川龍之介等人的作品，譯作字數總量超過自己的創作。另一方面，體現在他整理國故，有《中國小說史略》《漢文學史綱要》《古小說鉤沉》《唐宋傳奇集》等行世。除著述外，魯迅收藏的漢魏拓片、銅鏡、陶俑、明清野史數量也十分可觀。他對野史頗為留意，那些不被士大夫注意的鄉邦文獻、文人札記，在其文章里常被提及。

　　在師承方面，浙東文化對他影響很大。他曾隨章太炎學習《說文解字》，對音韻訓詁是了解的。如果不是因為文學創作，他可能成為一名學問家——從已有成果和為學術研究所準備的材料來看，他都頗為專業。比如他藏書中的甲骨文、金文資料和碑文圖片，是為撰寫“中國字體變遷史”書籍所做的前期工作。此外，在他的雜文中，對儒道釋一些基本問題的判斷也頗為精到。同時代的學者如錢玄同、朱自清等對魯迅的敬重，或來自他的學者氣質。

　　傳統藝術與思想的優秀部分，在魯迅那里是被繼承下來的。對于傳統中不那么閃光的部分，他批評頗多。他在文章中常常譏諷的學界中人，多集中于經學領域，他認為那些學者把活的思想僵化處理了。比如對于孔子，魯迅認為當肯定其違逆時風的勇氣，但后世將其圣化，則是走在錯誤的道路上。對于道家思想，魯迅受到了辭章方面的影響，但其中的消極意識，他以為并不都好。至于佛教與佛學，他也頗為了解。他欣賞的是小乘佛教而非大乘佛教，這也耐人尋味。《吶喊》《彷徨》《墳》《野草》《且介亭雜文》的審美走向，受到了佛學觀念的啟示，但也批評了歷代文士通過宗教謀取名利的傾向。如此看來，魯迅與傳統文化之關系，說起來頗為復雜。欣賞里有保留，接受中含警惕，簡單地說他是傳統文化的否定者，顯然是不準確的。

　　魯迅研究與描摹先秦諸子、野史、鄉邦文獻，有時是在更廣闊的文化視野里進行的。比如他的小說《起死》，就從盧那察爾斯基《解放了的董·吉珂德》（“董·吉珂德”現譯為“堂吉訶德”）中受到啟發，其中對莊子矛盾狀態的描述，有異國文化的視角。他在《非攻》里刻畫的墨子形象，不限于舊文化語境，而是受到左翼觀念的影響。這個特點，也體現在他對一些古代詩人的評價中。他認為朱光潛對陶潛的評價限于審美趣味，未能走出書齋體味其內蘊。魯迅是考察過魏晉文化生態的，對陶潛的生平與創作有多維感受，于是從其靜謐的表面看到暗流涌動的一面，說這位詩人也有金剛怒目的時候。這屬于反詰思維，從尼采到普列漢諾夫，拒絕單面凝視藝術文本，魯迅學到了這個方法。

　　除上述特征外，魯迅研究古人，不僅能從不同版本看辭章，還能搜集同代人及后人評價，兼顧社會風氣與倫理。比如他校勘《嵇康集》，就用了二十三年工夫，知其所來，道其所往，看法又與古人頗為不同。《魏晉風度及文章與藥及酒之關系》說嵇康表面藐視禮教，其實是看重禮教的，理由是他給兒子的《家誡》一文，說的是另一套話。熟悉嵇康文章的魯迅，對政治環境、士人心理有深刻見解，被歷代讀書人簡化的存在，于其筆下往往呈現出復雜的一面。魯迅后來批評一些學者對明代小品的態度，也是出于他們簡化了古人的緣故。除了經世理想，他從古人語言中也能看到憂憤、不安及怨世之情。那些鐘情國故的人，在魯迅看來，一旦失去批判意識，對古書的認識便是淺薄的。

　　開 新

　　閱讀魯迅的書，當感到文章的千變萬化。他善于活化古人語言，每每又帶出新意，郭沫若在《莊子與魯迅》一文中，就列舉了魯迅詞語的莊子元素。在《人之歷史》《文化偏至論》《摩羅詩力說》里，其語氣漢魏之氣繚繞，但也能夠感受到西方浪漫詩人的遺風。《小雜感》的某些表述，在邏輯上帶有佛經的痕跡，但也能看出尼采、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影子。《漢文學史綱要》，融入了漢賦的句式。在談《玉臺新詠》時，他的句子跌宕起伏，令人想起《文心雕龍》的表達。在為《絳洞花主》寫的序言中，魯迅的文氣直接漢韻，用的也是對仗句式。這些都可看出，他是十分熟悉古代文章的。魯迅的舊體詩中，常常可見屈原、杜甫的影子，或借用詞語，或承襲意象，然而狀物、抒懷中又有創新之趣。

　　因為深味詩文之道，又能在非傳統的文脈中尋覓思想，魯迅就能發現經史之學遮蔽的東西。他以為，中國有意味的文字，有時候并不在四書五經里，民間傳說、山林之語、騷客筆記，以及墓志、石刻造像等都含有生活的趣味，有時還能看到儒家經典里少見的藝術奇想。魯迅覺得，舊式文人的精力，有許多耗費在無謂的勞作中。所以，他的國學觀其實是對傳統經史之學的超脫，是對民間思想的記錄，他認為，文脈在大地上。以《中國小說史略》為例，其中對神話、志怪和人情小說的體悟，都開辟了認識歷史的新路。

　　由此可見，魯迅看重的國學，乃民間思想之學，乃靈思飛動之學。他于戰國瓦當中得審美之思，于漢代畫像中見謠俗之趣，從六朝碑文里悟文章法度。這些，都影響了他的寫作。與王國維一樣，他的行文深帶古風，但審美與倫理觀已含西學元素。所以今天看他的述學文體，可感其文字厚重與通脫的特征并存，也由此可知，他之整理舊的文化遺產與舊學之士不同——他的思想是放飛的。經學與舊史學是自上而下地討論天下諸理，魯迅則相反，乃自下而上地展示人生和存在的要義。他留意金石學，以此滋養現代版畫運動；研究舊小說史，自己則由舊而新，在白話小說領域創造甚多；鐘情字體與辭章之學，又催生出有質感的現代語體。可以說，許多研究國學的人，是匍匐在舊思想軀體之上的，對文學與文化的推動甚微。倒是魯迅等人，引人們到了新的領域。

　　我有時想，學者多不太留心魯迅的學問，并非沒有原因。小說史與文章學，在傳統治學者那里不過小道。但現代以來，藝術是影響哲學、社會學等諸多領域的，海德格爾就從尼采、荷爾德林的詩文中所獲頗多。魯迅彌散在文中的思想，涉及哲學、民俗、考古、藝術諸多領域，不僅有先鋒意識，見識也多是鮮活的。個人以為，討論現代學術史，固然要談章太炎、王國維、陳寅恪，但魯迅等亦不能不有所兼顧。作為新文化的先驅，他們刺激了學界的神經。現代學術的演進，是吸收了這些先驅的建言的。他們與傳統之間的關系，需細細分析和整理。撇開新文化而談現代學術史，在認知上大概是不完備的。

　　（作者：孫郁，系中國人民大學文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