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碑志文獻與唐代文學群體研究

　　作者：胡可先（浙江大學文學院教授）

　　石刻文獻是以石頭為物質載體的記錄知識的文獻形式，它的起源很早，《墨子》中就有“書于竹帛、鏤于金石”的說法，說明金石和書籍是并行的。石刻文獻作為文學的承載，主要集中于碑志和摩崖。其中一部分如碑版銘刻和摩崖石刻，流傳久遠；一部分如埋于墓中的墓志，多為后世出土，屬于新出文獻。石刻文獻又以唐代最為集中，即以出土墓志而言，迄今總量不下于一萬七千方，這為唐代文學研究提供了新的材料，打開了新的局面，相關的研究成果也不斷問世。比如一方重要的文學家墓志出土問世，往往會受到學者們的較大關注。而利用石刻文獻研究唐代文學，也有從個案研究向群體研究發展的趨向。

　　家族文學群體研究。石刻文獻中的墓志銘和神道碑，都是人物傳記性質的文學文獻，這類文獻的生成，也與唐代墓志習俗密切關聯。聚族而居是中國古代社會的主要特點，聚族而葬更是中古時期家族社會的普遍現象，這在唐代發展到了頂峰。唐代是士族社會，京兆韋氏、京兆杜氏、弘農楊氏、河東薛氏、河東柳氏、河東裴氏，太原王氏、趙郡李氏、范陽盧氏、清河崔氏、博陵崔氏、瑯玡王氏、滎陽鄭氏，都是強盛的世家大族，也是傳承有自的文學家族。墓志銘和神道碑都有家世淵源的追溯，這樣將同一家族或同一族系的碑志聚合在一起進行研究，就會呈現出家族意義上的文學傳承。比如我們可以通過杜氏碑志的鉤稽，建立唐代杜氏家族的文學譜系。唐代杜氏家族文學繁盛，最重要者是盛唐杜甫和晚唐杜牧兩支，而這兩支都是晉代名人杜預的后裔。杜甫家族出土杜甫叔父《杜并墓志》以及涉及杜甫家世的墓志近十方，杜牧家族出土杜佑妻《大唐故密國夫人隴西李氏墓志銘并序》，杜牧伯父《杜式方墓志銘》，杜式方妻《李氏墓志銘》，杜牧侄女《杜悰長女墓志銘》，杜佑之婿《張士陵墓志銘》，杜佑之孫《杜陟墓志銘》等，加以杜甫和杜牧所撰家族人物的碑志相印證，杜氏家族的世系網絡就會清晰表現出來，杜甫和杜牧作為家族同源的文學譜系也可以進一步構建。唐代杜氏家族產生的文學家，以杜甫為中心者就有杜甫的祖父杜審言，杜甫的弟弟杜佐，杜甫的侄兒杜濟；以杜牧為中心就有杜牧的祖父杜佑，杜牧的伯父杜式方，杜牧的從兄杜悰，杜牧的弟弟杜顗等。杜甫和杜審言詩歌的一脈傳承，印證了“詩是吾家事”；盛唐的老杜和晚唐的小杜構成了杜氏家族文學中心的遙相呼應。

　　宮廷文學群體研究。唐代宮廷是具有濃厚文學意味的政治空間，唐代文學的發展特別是初唐文學的發展與宮廷的推動密切相關，作為唐代政治的中樞，宮廷文學對于文學發展具有引領性，碑志的一些記載提供了宮廷文學的實證材料。如封言道所撰《大唐故淮南大長公主墓志銘并序》：“公主等侍宴奉上壽，仍令催酒唱歌，公主隨即作歌唱云：‘今霄送故，明旦迎新。漏移善積，年來慶臻。院梅開花襲蕊，檐竹挺翠含筠。二圣歡娛百福，九族獻壽千春。’又于洛城門陪宴，御制洛城新制，群官并和，并令公主等同作。公主應時奉和云：‘承恩侍宴樂嘉筵。’凡諸敏速，皆此類也。”這里敘述大長公主李澄霞，在為皇帝祝壽的時候作詩，又記載了陪宴洛城門時，皇帝制詩、群臣唱和的情況，體現了唐高宗宮廷濃厚的文學氛圍。作為宮廷文學的代表，還要數武則天時期的石淙集會以及由此而成的石淙詩碑，也是位于登封石淙河石崖上的題刻。這次君臣唱和的時間為久視元年（700）五月十九日，武則天游石淙，群臣扈從。石淙詩碑刻錄武則天自制七言一首，唱和者有皇太子李顯、相王李旦、太子賓客武三思、內史狄仁杰、奉宸令張易之、靈臺監張昌宗、鸞臺侍郎李嶠、鳳閣侍郎蘇味道、夏官侍郎姚元崇、給事中閻朝隱、鳳閣舍人崔融、奉宸大夫薛曜、給事中徐彥伯、左奉宸內供奉楊敬述、司封員外于季子、通事舍人沈佺期等七言律詩各一首，總共十七首。石淙詩碑是唐代宮廷集會的文學見證，其詩歌的創作者是以武則天為首的一代君臣，特別是武則天左右的顧命大臣和文人學士，呈現出宮廷詩歌唱和活動的龐大陣容。他們的作品雖然文學的色彩不太濃厚，成就也有高低之分，但作為群體的一部分，構成文學發展不可缺少的環節。

　　地域文學群體研究。唐詩的發展，群體的推動是非常關鍵的因素，有些群體具有地域性特征，并且通過碑志呈現。比如貞元五年（789）韋應物為蘇州刺史時，其好友顧況被貶饒州，途經蘇州，韋應物于郡齋設宴款待，席上作了《郡齋雨中與諸文士燕集》詩。參加這次宴集者大多作了唱和詩。宴集詩傳到鄰近的杭州、睦州，杭州刺史房孺復等續有和作。顧況赴官上饒見到刺史劉太真，太真立即致書給韋應物，并且作詩相和，韋應物也作詩酬答。這次宴集，直到三十余年后的寶歷元年（825），白居易還作了《吳郡詩石記》追述此事。為了紀念這次宴集，白居易將此刻之于石，以長久保存。再如現仍存世的美原神泉詩碑，也是地域詩歌群體特征的一種呈現，該碑立于金粟山神泉，是紀念韋元旦等人游神泉作詩文歌頌神泉之事。此碑后來湮沒無聞，直至二十世紀二十年代于富平縣美原鎮發現，后來幾經輾轉，現存西安碑林博物館。此碑刻有韋元旦、徐彥伯序二篇，韋元旦、賈言淑、尹元凱、溫翁念、李鵬詩五首，碑文尹元凱篆書，碑額尹元凱隸書。這塊碑中所刻韋元旦等人的五首詩，《全唐詩》并沒有收錄，因而具有輯佚價值。美原神泉詩碑的內容主體是詩文，具有豐富的文學內涵。序文交代了美原神泉的緣起由來、神異特點和優美景致，詩作吟詠了游覽美原神泉的興致，描繪了美原神泉的獨絕風物，表達了泉水善利于萬物、洗盡心中煩慮的功效。五首詩作都用仄韻排律寫成，對偶精切，韻律和諧，這在初唐也是特殊的現象，詩碑中群體的創作對于研究唐代排律的形成和演變都具有一定的意義。這些詩文的作者，傳世典籍記載都不多，我們還可以通過出土文獻如《溫翁念墓志》的印證，揭示出長安周邊縣域文學群體的聚集和文學作品產生的生態和意義。

　　詩歌流派群體研究。唐代詩歌流派眾多，各個流派的代表性詩人，各自形成詩人群體，呈現創作風貌和藝術特色，開拓詩歌發展的新境界。碑志文獻對于唐詩流派和詩人群體，能夠提供原始意義上的印證材料。比如“大歷十才子”，是中唐時期最為重要的詩歌流派，其著名詩人也是唐代最有代表性的詩人群體。故而古今的研究非常充分，幾乎題無剩義。而通過碑志的新材料發現，這一文學流派和詩人群體至少在三個方面有較大的開拓空間：第一，詩人生平事跡得到了全面的印證。近些年來，“大歷十才子”中，詩人墓志出土者就有三方，即《盧綸墓志》《耿湋墓志》《李益墓志》，出土墓志中涉及“大歷十才子”者還有錢起、韓翃、李端、苗發、夏侯審等。這樣，“大歷十才子”中，就有八人的事跡得到了出土墓志的印證。第二，詩人創作風格得到了原生意義的評價。如《耿湋墓志》云“遷左拾遺，則相國王公喜五言而達之”，說明他是擅長五言詩而受王縉器重并推薦為左拾遺的。又云“重芳疊業，特生才子；抱明稟秀，卓膺詩人”，耿湋的文學定位是“才子”和“詩人”。《盧綸墓志》云：“其清詞麗藻，聞于當代者，凡七百篇，列在家集，傳諸將來矣。”銘文又稱：“優游圣朝，為代作者。體合律度，思含風雅。轥轢建安，翱翔金馬。四十年間，名聞天下。”指出盧綸詩的風格是“清詞麗藻”“體律合度”和“思含風雅”，不僅對盧綸詩歌的評價切中肯綮，而且也代表著“大歷十才子”詩歌重辭藻和重格律的特點。《李益墓志》云：“地望清華，推鼎甲之族；天才秀出，為文章之杰。尤以緣情綺靡、吟詠性情為意。”“未嘗不根六律，正五聲，以古之比興，合今之律度。”“公詞藻清麗，入第三等。”評價李益的詩歌融合比興，合于律度，詞藻清麗的風格，也體現出“大歷十才子”詩風的總體趨向。第三，對“大歷十才子”群體的交往提供了更為確切的印證。新出土《崔俌墓志》云：“始年六七歲，善屬五字篇，時為文者大異之。年十四五，聞江淮間善詩者錢起、韓翃之倫，□服其奇，與之屬和。”將“大歷十才子”中的錢起、韓翃相提并論。

　　利用碑志文獻研究唐代文學，呈現多元化發展的趨勢，或單篇墓志考證，或文體特性發掘，或綜合層面研討，或重視家族研究，或重視地域研究。但碑志研究，作為新材料的發現，通過單篇墓志研究以揭示其蘊含的文學家的生平事跡、家世背景、科舉出身、仕宦經歷、文學成就、文化價值等內容，仍然成為利用碑志以研究唐代文學的重要方面。那么，就文學研究而言，從墓志的個案研究走向群體研究，從具象的探究到群像的融匯，從而更加全面地揭示墓志的文學價值、藝術價值和歷史價值，是利用碑志從而事唐代文學更值得進一步思考、探索與實踐的路徑。

　　《光明日報》（2025年01月13日 13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