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典籍《夢粱錄》，曾將時人生活方式總結為“燒香點茶，掛畫插花，四般閑事，不宜戾家。”“戾家”是外行人的意思，這句話是說，這四樣閑事，人人都會，不做外行人。

　　焚香、插花、點茶、掛畫，雖非南宋首創，卻是宋代文化高度發展、浸潤日常生活的產物，也是士人在動蕩時局中安頓心靈的方式之一。據典籍記載，朱熹在武夷精舍講學時，案頭必設古銅香爐，青煙裊裊中，理學的理路漸明。插花，講究“清、疏、淡、遠”，常以“梅、蘭、竹、菊”代君子。掛畫，則多取米友仁的“米點山水”，在云山霧海中寄托悠遠之思。嘉定年間，臨安瓦舍中的說書人開始演繹《夢粱錄》中的“四雅”，市井茶坊出現模仿士大夫的“分茶”游戲。景德鎮窯工燒制出紋飾繁復的香爐，龍泉窯開發出適合市井使用的粗瓷花器。這一整套講究美學的生活方式，在文人士大夫之間興起，逐漸從書齋走向市井街巷。當我們凝視南宋劉松年的《攆茶圖》，看到李嵩的《貨郎圖》，便知“四雅”不僅是少部分人的風雅，而且是整個社會的習俗。在鐵馬冰河的時代，宋人仍然追求美。

　　我們今天如何訴說這種美？由浙江大學出版社推出、許麗虹和梁慧所著的《南宋四雅：書畫器物中的南宋生活美學》，就是從生活美學的角度，對南宋文化藝術與習用日常進行的梳理。

　　這本書，在“及物”上做得十分扎實。它從器物入手，從國內外眾多知名博物館的書畫與文物藏品入手，條分縷析，將南宋的生活方式細細道來。這使它與一般偏重于從文獻記錄出發來講述南宋生活的書籍區別開來。當一件件實物呈現于我們眼前時，一千多年前的生活面貌就變得觸手可及。

　　當人們徜徉于博物館觀賞精美的文物時，因為脫離了當時的生活場景，便難以想象器物如何運用于日常生活。有了該書內容作為參考，這一問題迎刃而解。筆者以為，這就是文物的“活化”，同樣也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在當下的運用與轉化。閱讀此書，我們可以發現，“插花、焚香、點茶、掛畫”這四般“閑事”，有著厚重的審美積淀，也流淌于中華文脈中，影響與滋養著我們現代的日常生活。

　　該書的兩位作者，在著述這本書時已有厚重的積累與豐富的寫作經驗。在過去近二十年間，兩位作者癡迷于古代珠玉的鑒賞與研究，出版了《古珠之美》《吉光片羽：〈紅樓夢〉中的珠玉之美》《吉祥中國：器物里的吉祥符號》等著作。她們在研究和寫作過程中，于器物考據方面積累了大量素材，也形成了自身穩扎穩打的研究和創作方法。在探究古代珠玉的過程中，當然也離不開當時的生活美學。在《南宋四雅：書畫器物中的南宋生活美學》一書中，二位作者從宏觀到微觀、從史料到實地考察，對南宋生活美學作了扎實深入的挖掘與梳理，并在此基礎上，提煉了南宋生活美學的精髓——清素淡雅、純凈細膩，不華麗不繁復，卻很美，美得讓人寧靜安心。

　　該書的作者認為，每一件器物、每一幅書畫，都融入了人的情感。正是這些情感，能夠穿越時間，引起后人的共鳴。于是該書在陳述歷史的同時，致力于以筆觸動人心，挖掘器物背后的珍貴情意。如，馬麟的《夕陽秋色圖》，作者從中讀出了帝王宋理宗對即將出嫁的小女兒的眷戀。在描摹點茶之風時，作者借用東坡詩詞，分析這位在月光下踽踽獨行的老者，怎樣打發他的不眠之夜。寫汲水、煎茶、倒茶時，東坡有聲有色、興致勃勃，但到了最后兩句，筆鋒突轉，出乎意料——“枯腸未易禁三碗，坐聽荒城長短更”。這種嗟嘆，似乎比“大江東去”的高亢更貼近人心。

　　宋代的審美意趣從何而來？該書不限于對這一朝代的風尚進行簡單描摹，更致力于尋找其心理動因，尋找其與人心共鳴、共振、共進退之處。也許，這就是這本書讀來讓人感到意味深長的緣由。

　　當下社會快速發展，生活節奏越來越快。宋代生活美學所倡導的“清素淡雅”，或許能為人們提供心靈的滋養。焚香、插花、點茶、掛畫，看似簡單，文化意涵卻十分豐富。《南宋四雅：書畫器物中的南宋生活美學》向我們傳遞的，或許正是簡單行為背后，意涵豐富的美。

　　（作者：周華誠，系中國作協會員、浙江省作協散文委員會委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