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郭 麗（首都師范大學文學院教授）

　　顧嗣立在《寒廳詩話》中評價元代延祐、天歷年間詩風說：“延祐、天歷之間，風氣日開，赫然鳴其治平者，有虞、楊、范、揭，一以唐為宗，而趨于雅，推一代之極盛，時又稱虞、揭、馬、宋”（王夫之等《清詩話》）。顧嗣立認為，元代延祐、天歷年間，詩壇風氣逐漸轉向宗唐崇雅，而引領這一風氣轉變的則是虞集、楊載、范梈、揭徯斯四位詩人，或又稱虞集、揭徯斯、馬祖常、宋本四位詩人。并稱的四位詩人雖有出入，但虞集均豁然在列且雄踞首位，可見其在元代中期詩壇影響之大。

　　虞集(1272—1348)，字伯生，號道園，祖籍陵州仁壽（今四川省眉山市仁壽縣），生于衡州（今湖南省衡陽市），定居撫州崇仁（今江西省撫州市崇仁縣），宋宰相虞允文五世孫。虞集少受家學，早年師從名儒吳澄。大德元年（1297）至京師，大德六年（1302）授大都路儒學教授，歷任國子助教、國子博士等。延祐元年（1314）改太常博士，四年（1317）遷集賢殿修撰，五年（1318）除授翰林待制兼國史院編修官。泰定四年（1327），拜翰林直學士、知制誥、同修國史。至順元年（1330）拜奎章閣侍書學士，三年(1332)兼翰林侍講學士。至正八年(1348)去世，享年七十七歲，謚號“文靖”。有詩文集《道園學古錄》《道園類稿》《道園遺稿》《翰林珠玉》等存世，今人王颋匯聚其集中詩文為一編，名曰《虞集全集》，又收集外詩文二百余篇為“外集”，附于《虞集全集》之后。該書是迄今為止收錄最為完備的虞集詩文集。

　　虞集論詩推崇風雅正聲，如其在《飛龍亭詩集序》中說：“古之言詩者，自其民庶深感于先王之澤，而有所發焉，則謂之風。其公卿、大夫，朝廷、宗廟、賓客、軍旅、學校、稼穡、田獵、宴享，更唱疊和，以鳴太平之盛，則謂之雅……詩者，文之最深，而風雅者，又詩之盛者也。”（《虞集全集》）虞集認為，風詩反映了百姓的生活、情感和社會現象，表達了對先王德政的懷念；雅詩則主要反映上層社會的生活和政治活動，具有莊重、典雅和歌頌太平的特點。因此，在他看來，風詩和雅詩才是最好的詩。

　　虞集推崇風雅正聲的詩學思想也體現在他對樂府詩的認識上。其《跋陳君章所藏觀志能新樂府引》《易南甫詩序》《國子監后圃賞梨花樂府序》《新編古樂府序》等文集中反映了他對樂府詩的認識。虞集論樂府主張將其源頭上溯至《詩經》《楚辭》，他在《跋陳君章所藏觀志能新樂府引》和《易南甫詩序》中都曾表達過這種觀點。前文云：“吾聞詩三百篇，皆被弦歌，雅、頌出于大夫君子，國風猶先王流澤之遺者也。楚辭之作，忠而能怨。秦、漢之間，莫或見焉，皆可歌者。及漢中盛，樂府始立。爰及曹魏，辭益悲壯。自是而降，風流靡焉。”（《虞集全集》）后文云：“詩三百篇之后，楚辭出焉。西都之言賦者盛矣，自魏以降，作者代出，制作之體愈變而愈新。因唐之詩賦有聲律對偶之巧，推其前而別之曰古賦。詩有樂歌，可以被之樂府。其后也，轉為新聲。”（《虞集全集》）虞集認為，雖然漢代方才復建樂府機構，但樂府詩所繼承的精神傳統卻可以上溯至《詩經》《楚辭》。盡管將《詩經》《楚辭》視為樂府詩源頭的觀點并非虞集首倡，宋人周紫芝《古今諸家樂府序》就已將樂府詩的源頭追溯至《詩經》，但虞集的觀點卻較之周紫芝更為具體，他從樂府詩的音樂性和功能性兩個角度梳理了二者之間的關聯。他指出，從音樂性的角度看，樂府詩與《詩經》《楚辭》“皆被弦歌”，可以合樂演唱；從功能性的角度看，樂府詩與《詩經》《楚辭》都“忠而能怨”，可用于政治教化。顯然，虞集將樂府詩的源頭上溯至《詩經》《楚辭》并非簡單的考鏡源流，而是從精神傳統上追尋樂府詩的濫觴。

　　在將樂府詩的源頭上溯至《詩經》《楚辭》的基礎上，虞集強調樂府詩要以大雅為典范，追求中和之美。他在《跋陳君章所藏觀志能新樂府引》中說：“樂府者，上下進退協和，音調婉轉委曲，極其流麗以為工，長于情者之能事。志氣剛直者，無流連光景之意，無憂怨呻吟之和。其為辭也，豪宕放曠則有之，憤疾感傷則有之，良非樂府之所尚矣……然則作而成之，非有禮、義由乎其中，性情達乎其外，孰能返大雅之盛乎？”（《虞集全集》）在虞集看來，樂府詩具有上下進退協和，音調婉轉委曲，歌辭流暢華美，長于抒情的特質。應避免過于剛直，也不能流連光景、憂怨呻吟，而是要保持其藝術的和諧與平衡。他批評后世樂府詩或豪宕放曠，或憤疾感傷，失去了中正平和之美，不符合樂府詩本身的審美追求。在他看來，理想的樂府詩應該做到“禮、義由乎其中，性情達乎其外”，這樣才能重返大雅之盛。

　　虞集的這種樂府觀，與元代的雅樂復古背景息息相關。元代建國之初，就不乏有識之士倡導并踐行雅樂復古，元世祖朝著名經學家和音樂家熊朋來堪稱代表。《元史·熊朋來傳》載：“朝廷遣治書侍御史王構銓外選于江西，于是參政徐琰、李世安，列薦朋來為閩海提舉儒學官，使者報聞，而朝廷以東南儒學之士唯福建、廬陵最盛，特起朋來連為兩郡教授。所至，考古篆籀文字，調律呂，協歌詩，以興雅樂，制器定辭，必則古式，學者化焉。”（《元史》）如果說熊朋來在擔任福建、廬陵兩郡教授時按照古式制作樂器和歌辭復興雅樂是作為地方官員個人行為的話，那元仁宗延祐五年（1318）命各路府宣圣廟置雅樂并擇擅長古樂的樂師教授生徒，以供春秋祭祀的政令，則是朝廷主張雅樂復古的直接反映（《元史》卷六八）。可見，雅樂復古是元代從朝廷到個人的普遍共識。虞集自然也不例外，他在《國子監后圃賞梨花樂府序》中說：“至大庚戌之仲春，大成殿登歌樂成。時雨適至，我司業先生樂雅樂之復古，顧甘澤之及時，于是乎賦喜雨之詩，推本歸功于成均之和……今吾師友僚佐乃得以講誦之暇，從容詠歌，庶幾乎樂而不淫者，亦成均之義也。”（《虞集全集》）。從序文看，虞集也對雅樂復古持肯定贊賞態度。

　　不唯如此，虞集還在參與纂修大型政書過程中將雅樂復古理念融入其中。至順元年(1330)，元文宗詔命已任奎章閣侍書學士的虞集與平章事趙世延等人纂修《經世大典》，其中“禮樂類”論“樂”云：“樂也者，聲文之著者也。國家樂歌雄偉宏大，足以見興王之盛焉。郊社、宗廟、孔子之廟、先農之壇用古樂，朝會燕饗用燕樂，于是古今之音各備。”（趙世延、虞集等撰，周少川、魏訓田、謝輝輯校《經世大典輯校》）以上這些都表明，虞集的樂府觀深受當時雅樂復古背景的影響，是對元代朝廷雅樂復古活動的積極響應。

　　綜上所述，虞集認為樂府詩從精神傳統上可上溯至《詩經》《楚辭》，并從音樂性和功能性兩個角度在二者之間建立了事實與邏輯聯系。他同時主張樂府詩要以大雅為典范，追求中和之美，反對過于剛直或感傷的情感表達。這些都體現了他崇雅復古的樂府觀，他的這種樂府觀，與元代雅樂復古的大背景正相契合，是當時復古派樂府觀的典型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