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母手中線，游子身上衣。”（唐代 孟郊 《游子吟》）；“十三能織素，十四學(xué)裁衣”（漢樂府《孔雀東南飛》）……古代文學(xué)作品中有關(guān)“女紅”的描述可謂十分豐富，這一針一線無不體現(xiàn)著母親的慈愛與女性的賢惠。

　　數(shù)千年的農(nóng)耕文明造就了“男耕女織”的社會形態(tài)，從養(yǎng)蠶栽棉到紡紗織布、從穿針引線到縫衣制服……“女紅”并非簡單的針線活兒，其從“衣披天下”而生，是生存基本之需，推動著人類文明的進步。“女紅”不僅用以完成社會對女性的要求，同時也成為古代女性情感表達的方式。

　　現(xiàn)藏于甘肅省博物館的這件國家一級文物——錦緣絹繡草編盒是1800年前河西走廊一位漢代女性的針黹盒。它的出土成為我們了解漢代女紅、紡織業(yè)最直觀的實證。

　　女紅是古代女子“四德”之一

　　女紅，也稱為女事，舊時指女子所做的針線、紡織、刺繡、縫紉等工作。在中國古代社會，傳統(tǒng)禮儀要求女性具有“德、言、容、工”四種德行，而女紅正是四德的表現(xiàn)之一。紡紗織布、縫補漿洗、針織刺繡成為女性成長中必學(xué)本領(lǐng)。幾千年來，無論是文學(xué)作品，還是出土實物，女紅都淋漓盡致地向我們展示了女子的蕙質(zhì)蘭心。

　　女紅需要一雙巧手。《紅樓夢》第五十二回“勇晴雯病補雀金裘”一節(jié)，強撐病體為寶玉通宵達旦修補雀金裘氅衣的晴雯算是巧中之最。“晴雯先將里子拆開，用茶杯口大的一個竹弓釘牢在背面，再將破口四邊用金刀刮得散松松的。然后用針紉了兩條，分出經(jīng)緯，亦如界線之法，先界出地子來，然后依本衣之紋來回織補……”“剛剛補完，晴雯又用小牙刷慢慢地剔出絨毛來。”

　　這件寶玉剛從賈母處得來的雀金裘，就被手爐炭火迸了一個指頂大的燒眼。這可不是一件平常的衣裳，據(jù)說是“拿孔雀金線織的”，以黃金制金線，捻入孔雀羽毛。且不論面料有多么珍稀，織補難度之高可以想見。晴雯憑一雙巧手，便讓這件珍稀的雀金裘完美如初。

　　又是竹弓，又是金刀，又是小牙刷，腦補一番，應(yīng)該還有頂針、線板、針錐、尺子等諸多活計。這些針頭線腦，恐怕還需要一個存放它們的工具箱，那就是“針黹盒”。針黹盒除了存放針線工具以外，還可存放一些料頭、花邊、繩線之類，方便女子做針線時使用。

　　晴雯的針黹盒想必盒體精致，工具豐富。而這件國家一級文物錦緣絹繡草編盒的主人，她也會是如晴雯一般心靈手巧的女紅高手嗎？

　　武威出土國寶“漢代針線盒”

　　這件錦緣絹繡草編盒出自武威磨嘴子22號夫婦合葬墓，出土?xí)r位于棺蓋之上，內(nèi)裝木線軸、繞板、銅針筒、針、玉飾品、刺繡品等10件。

　　這些實物不禁令人猜想，此盒應(yīng)為墓主人生前心愛之物，哪怕死后也要隨葬身邊，并可預(yù)見這位漢代女子確是一位熱愛女紅的女性，沒準(zhǔn)還是一位女紅高手。自古以來，女紅高手層出不窮。據(jù)說三國時期的吳王趙夫人有“三絕”——機絕、針絕、絲絕。可在指間以彩絲織成龍鳳之錦是為機絕；能用針線在方帛之上繡出五岳列國地圖是為針絕；又以膠續(xù)絲發(fā)作羅絲輕幔是為絲絕。錦緣絹繡草編盒的主人是否也有自己的絕活，我們不得而知，但我們卻可從她的針黹盒及其內(nèi)的工具和料頭一看端倪。

　　針黹盒，含底和蓋兩個部分。盒，長33厘米，寬18.5厘米，高17.5厘米，蓋高19.5厘米。蓋，長33.5厘米，寬19厘米，高18.5厘米。盒以葦編作胎，整體用絹和錦等絲織物裱包。葦編胎堅固密實，底與蓋套無縫隙。看這草胎，就知道它的主人葦草編織的手藝不凡，但若僅以草編盒示人，萬萬體現(xiàn)不出它的精致及主人的手藝。我們猜想絹錦裱包，除了讓這個針黹盒更加美觀以外，或許還有個非常實用的功能，那就是避免細針滑落。因為無論多么密實的草編盒，難免有縫隙。

　　沿、棱以棕色織錦縫成寬邊。錦紋顯白色帶鉤紋樣，此紋又稱“銅爐紋”，正向與倒向的銅爐紋交錯排列。

　　盒蓋以紅絹的刺繡為中心，四周鑲金邊。絹上以鎖繡而成云狀紋。刺繡的繡線為藍、白、綠三色，線性纖細，繡技精良，正所謂“錦上添花”。

　　漢代彌漫升仙長生的思想，體現(xiàn)在器物的裝飾上，經(jīng)常有羽人、云起、珍禽異獸等祥瑞圖案。因此，漢代的絲織品上經(jīng)常出現(xiàn)云氣、動物的紋樣。長沙馬王堆、新疆樓蘭等地出土的織錦上都有類似的紋樣。不難看出漢代中原的絲織品、審美也影響到了河西地區(qū)。

　　此盒出土?xí)r，內(nèi)裝的木線軸呈簪狀，一端有六輪繞線螺圈，打磨得非常精致、光亮，可以看出是它的主人長期使用之物。另一纏線板用松木板制作，兩端弧圓而略寬，中部纏繞紅色絲線。絲線色彩艷麗、光澤如新，不免讓人產(chǎn)生錯覺，這是離我們那么遙遠的漢代的針黹嗎？

　　為河西段紡織技術(shù)提供了實證

　　除了木纏線板、木線軸，針黹盒內(nèi)還有一些絳帶，類似于花邊、料頭編織的繩之類。它的紋樣及紡織技法，都為研究漢代絲綢之路河西段紡織技術(shù)提供了實證。

　　漢代絲綢之路開通，隨著貿(mào)易交流的逐漸展開，大量絲綢輸出，西方各國特別是羅馬上層社會對此趨之若鶩，使得世界上刮起了一股中國絲綢風(fēng)。作為中國絲綢中最為華麗的兩種裝飾技法，織錦與刺繡是中國傳統(tǒng)織繡文化里的兩項瑰寶，而此針黹盒最重要的價值就在于它的裱包，集織錦與刺繡于一身，使我們對漢代織錦工藝有了更為直觀的認識。

　　這件針黹盒之所以引人注意，只因現(xiàn)代喜愛女紅者不在少數(shù)，很多年輕女性自幼頗愛女紅，雖非古代女子擁有一手絕活，卻也有一顆熱愛女紅的心。

　　現(xiàn)代慢生活美學(xué)興起，各種曾因工業(yè)時代消亡的女性藝術(shù)逐漸復(fù)興。現(xiàn)代女性雖不必拘泥于女德對自身的要求，卻可以通過各種現(xiàn)代化的手段將女紅作為休閑娛樂、緩解壓力、修身養(yǎng)性的方式。現(xiàn)代女紅不僅是一種個性的表達，更是一種文化的傳承。錦緣絹繡草編盒無疑是當(dāng)代人與這位漢代女子關(guān)于女紅的一次穿越時空的神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