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重推】探討絲路歷史演進與文化遺存

　　楊富學

　　絲綢之路是一條貫通亞、歐、非三洲經濟文化交流的大動脈。在中西交往的經久歷程中，中國的茶葉、瓷器及四大發明傳至歐洲，給當時的西方社會帶來了影響，至今在西方人的生活中扮演著重要角色。反觀絲綢之路對中國的影響，傳來的大多是香料、金銀器等特殊商品，還有胡騰舞、胡旋舞等文化。盡管這些西方的舶來品在考古現場有發現，在壁畫、詩詞等藝術形式上西方的文化元素有展示，但始終沒有觸及中華文明的根基。

　　早在遠古時期，雖然面對難以想象的天然艱險的挑戰，但是歐亞大陸之間并不隔絕。在尼羅河流域、兩河流域、印度河流域和黃河流域之北的草原上，存在著一條由許多不連貫的小規模貿易路線大體銜接而成的草原之路，它已經被沿路諸多的考古發現所證實。這條路就是最早的絲綢之路的雛形。

　　絲綢之路經歷了漫長的歷史演進，最初，首要的交易物資并不是絲綢。在公元前15世紀左右，中原商人就已經出入塔克拉瑪干沙漠邊緣，購買產自新疆地區的和田玉石，同時出售海貝等沿海特產，同中亞地區進行小規模貿易交流。而良種馬及其他適合長距離運輸的動物也開始不斷被人們所使用，于是大規模的貿易往來成為可能。比如阿拉伯地區經常使用的耐旱、耐餓的單峰駱駝，在公元前11世紀便用于商旅運輸。而分散在亞歐大陸的游牧民族據傳在公元前4世紀左右才開始飼養馬。雙峰駱駝則在不久后也被運用在商貿旅行中。另外，歐亞大陸腹地是廣闊的草原和肥沃的土地，對于游牧民族和商隊運輸的牲畜而言可以隨時隨地安定下來，就近補給水、食物和燃料。這樣一來，一支商隊、旅行隊或軍隊就可以進行長期、持久的旅行。

　　隨著游牧民族的不斷強盛，出入河西走廊和連通各國的陸路交通業已被他們所熟知。絲路商貿活動大大激發了中原人的消費欲望，因為商貿往來首先帶給人們的是物質上的富足，其次是來自不同地域的商品豐富了人們的精神文化生活。“紫駝載錦涼州西，換得黃金鑄馬蹄”，絲路商貿活動可謂奇貨可點，令人眼花繚亂，從藝人、歌舞伎到家畜、野獸，從皮毛植物、香料、顏料到金銀珠寶、礦石金屬，從器具、牙角到武器、書籍、樂器，幾乎應有盡有。這一切都成了中原高門大戶的消費對象與消費時尚。當時追求各種各樣外國奢侈品和奇珍異寶的風氣開始從宮廷中傳播開來，從而廣泛地流行于城市居民階層之中。古代絲綢之路的開辟，促進了東西方的交流，推動了世界各國的經濟、政治發展，豐富了各國人們的物質文化生活。

　　絲綢之路上文化交流，更是繁榮昌盛。絲綢之路沿線各民族由于生活的環境不同，從而形成不同的文化系統，如印度文化系統、中亞諸族系統、波斯-阿拉伯文化系統、環地中海文化系統、西域民族文化系統、河西走廊文化系統、黃河民族文化系統、青藏高原文化系統等。而在其中，處于主導地位的無疑是中原漢文化、印度文化、希臘文化和波斯-阿拉伯文化。

　　季羨林先生曾言：“世界上歷史悠久、地域廣闊、自成體系、影響深遠的文化體系只有四個：中國、印度、希臘、伊斯蘭，再沒有第五個；而這四個文化體系匯流的地方只有一個，就是中國的敦煌和新疆地區，再沒有第二個。”這兩個地方匯聚了四大文化的精華，自古以來，各個民族以及與之相伴的各種文化，都曾在這里交匯、融合，進而促成了當地文化的高度發展。

　　除了敦煌和新疆外，不同文明的交匯點還有許多。其中尤以長安、撒馬爾罕和伊斯坦布爾最具有典型意義。

　　西安古稱長安，有著1100多年的建都史，是中華文明與外來文明交流的坩堝，世所矚目的長安文明就是由各種地域文化、流派文化融匯而成的。在吸收整合大量外域文化之后，長安文明又向周邊廣大地域輻射，帶動了全國的文明進程，將中國古代文化的發展推向高峰，并進一步影響周圍的民族和國家；同時中國的商品如絲綢、瓷器、紙張大量輸出，長安文明的許多方面如冶鐵、穿井、造紙、絲織等技術都傳到域外，對絲綢之路沿線各地文明的發展產生了重大影響。這也是東西方文化長期交流、溝通的結果。

　　撒馬爾罕可謂古代絲綢之路上最重要的樞紐城市之一，連接著波斯、印度和中國這三大帝國。關于該城的記載最早可以追溯到公元前5世紀，其為康國的都城，善于經商的粟特人由這里出發，足跡遍及世界各地。撒馬爾罕有舉世聞名的兀魯伯天文臺，建造于1428年-1429年，系撒馬爾罕的統治者、烏茲別克斯坦著名天文學家、學者、詩人、哲學家兀魯伯所建，是中世紀具有世界影響的天文臺之一。兀魯伯在此測出一年時間的長短，與現代科學計算的結果相差極微；他對星辰位置的測定，堪稱繼古希臘天文學家希巴爾赫之后最準確的測定。

　　伊斯坦布爾作為土耳其最大的城市和港口，是世界上唯一地跨兩個大洲的大都市，海峽以北為歐洲部分（色雷斯），以南為亞洲部分（安納托利亞），為歐亞交通之要沖。伊斯坦布爾自公元前658年開始建城，至今已有2600多年的歷史，其間，伊斯坦布爾曾經是羅馬帝國、拜占庭帝國、拉丁帝國、奧斯曼帝國與土耳其共和國建國初期的首都。伊斯坦布爾是絲綢之路亞洲部分的終點和歐洲部分的起點，其歷史進程始終與歐亞大陸之政治、經濟、文化變遷聯系在一起，見證了兩大洲許許多多的歷史大事。

　　綜上可見，絲綢之路上各種思想文化之間相互切磋砥礪，在這種交互的影響中，包含著各民族對各種外來思想觀念的改造和調適。“波斯老賈度流沙，夜聽駝鈴識路賒。采玉河邊青石子， 收來東國易桑麻。”通過多手段、多途徑的傳播與交流，中西文化融會貫通，構成一道獨具魅力、異彩紛呈的歷史奇觀。從這個意義上說，絲綢之路可稱得上是一條東西方異質經濟的交流之路和多元文化傳播之路，同時又是不同宗教的碰撞與交融之路。

　　為了進一步推進“絲綢之路”歷史文化價值的研究，本人在甘肅文化出版社的支持與通力合作下策劃了“絲綢之路歷史文化研究書系”，得到全國各地學者的支持與響應。幸運的是，該叢書一經申報，便被批準為國家出版基金資助項目。

　　“絲綢之路歷史文化研究書系”是一套綜合性學術研究叢書，該叢書從不同方面探討了絲綢之路的興衰演進及沿線地區歷史、語言、藝術等文化遺存。

　　和以往的有關絲綢之路文化方面的論著相比，本套叢書特別注重于西北少數民族文獻與地下考古資料，在充分掌握大量最新、最前沿的研究動態和學術成果的基礎上，在內容的選取和研究成果方面，具有一定的權威性和前沿性。整套叢書也力求創新，注重學科的多樣性和延續性。

　　（“絲綢之路歷史文化研究書系”，楊富學主編，甘肅文化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