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隴蜀栗亭杜公祠變遷與碑記杜甫形象

　　重修杜少陵先生祠堂記，《詩范永垂》碑。

　　重建杜少陵先生祠堂記，《百世詩宗》碑。

　　栗川鎮元觀峽題刻

　　修樂樓并歷述建祠始末序

　　蒲向明

　　杜甫隴蜀紀行詩有兩首寫到“栗亭”，即《發秦州》《木皮嶺》。《發秦州》系其隴蜀紀行詩的首篇，他自注說“乾元二年，自秦州赴同谷縣紀行”，詩中有句：“無食問樂土，無衣思南州。漢源十月交，天氣如涼秋。草木未黃落，況聞山水幽。栗亭名更佳，下有良田疇。充腸多薯蕷，崖蜜亦易求。密竹復冬筍，清池可方舟。”勾畫了一幅栗亭初冬的田園暢想圖。從上下文看，這里的樂土、南州、栗亭都實指一地，即當時的同谷縣栗亭鎮。《木皮嶺》則說：“首路栗亭西，尚想鳳凰村。”杜甫發同谷入蜀的第一程，就是經過栗亭南下，心情沉重而不乏躊躇徘徊之意。據史料記載：栗亭，得名于栗亭河，魏正始三年（506）置栗亭縣，隋開元二年（583）降為同谷縣之一鎮，五代唐清泰三年（936）復置縣，宋因之。

　　杜甫在栗亭（今隴南徽縣栗川鎮）居留多長時間，現今并無定論。但他肯定在那里生活、創作有日，是毫無疑問的。唐咸通十四年（873）成州刺史趙鴻訪杜甫故跡詠詩《栗亭》：“杜甫栗亭詩，詩人多在口。悠悠二甲子，題紀今何有？”（見《梨岳詩集》）。該詩有題記說：“趙鴻刻石同谷，曰工部題栗亭十韻，不復見。”這段文學史料，提供了四點重要信息：其一是說杜甫在栗亭的創作，曾在民間口傳，但經過近120年即兩個甲子的時日，已經難覓題紀；其二是杜甫的栗亭詩至少有十首，屬于中國口頭傳統的詩學范疇；三是杜甫栗亭詩沒有傳之悠久的載體，已經散佚，故趙鴻再訪勒石留刻同谷縣栗亭鎮，得以保全相關信息；四是杜甫在晚唐的隴蜀地域已經聲名顯隆，即便佚作，也讓宦游墨客感懷、追捧不已。

　　明嘉靖名宦郭從道纂《徽郡志》沿襲了趙鴻之說，也記述了當時栗亭杜公祠的狀況。該志卷七《人物志》載：“杜甫避祿山關中之亂，入秦州，居東柯谷；又徙居栗亭。或曰：‘少陵不終于此，似非所寓。’子謂少陵當時徙居栗亭，久而始去。今栗亭有祠、有釣臺，其《集》有栗亭詩，不謂之寓可乎？噫！草堂郁郁，遺像巖巖，望者興思，謁者增慕，不可不謂之寓焉！”郭從道滿含鄉土之情的詰問當然無可厚非，但說杜甫的《集》有栗亭詩，顯然是指僅存詩題而非十首全詩，不然至明代中期還若存杜甫栗亭全詩，至今保留不下來也是難以置信的。較之，就明嘉靖時栗亭有祠、有釣臺，《徽郡志》所言非虛。

　　然而，從文學史料和方志文獻考察，隴蜀古道栗亭杜公祠早在宋代就有。北宋賀鑄《寄題栗亭縣名嘉亭》詩說：“少陵昔避地，幽棲鳳皇川。始愿獲其所，賦詩此終焉……嗚呼歌七章，暮節西南遷。環堵久蕪沒，斯亭名尚傳。茂宰愴懷古，增崇殊過前。雕甍揭長簾，下容十客筵……”（《慶湖遺老詩集》卷四）詩題下自注：“邑令趙洋更此新亭名，取杜甫同谷紀行詩‘栗亭名更佳’之句，因其親能希邈，求吾詩。癸酉九月將扶疾東下，感而為賦。”可知北宋栗亭杜公祠，建于元祐八年（1093）之前，比同谷杜少陵祠（今成縣杜甫草堂）建于徽宗宣和三年（1121）要早近三十年左右。賀方回是否到過栗亭縣（北宋復設）暫無考證，但從該詩的描寫和題注看，北宋栗亭杜公祠早已有之，至趙洋更新亭名，建筑群已經具備一定規模。南宋祝穆《方輿勝覽》卷六十九載：紹圣間（1094-1098），栗亭令王知彰作《祠堂記》，說明栗亭杜公祠在北宋后期尚存。清嘉慶十三年（1808）吳鵬翱《武階備志》卷十六《古跡》載：名嘉亭，北宋建，在栗亭縣。邑令趙洋取杜甫“栗亭名更佳”句為榜，因襲痕跡一目了然。

　　遺憾的是，在南宋和元代的資料里，找不到栗亭杜公祠的存廢記載，這應該與隴蜀地域在南宋陷于戰亂有關。兩漢、三國、兩晉時，栗亭隸屬于下辨道。北魏時，開始置栗亭縣（治今徽縣伏家鎮），五代后唐時，置栗亭軍（治今徽縣栗川鎮）。宋改栗亭縣，屬成州，元入徽州（今徽縣），系隴蜀襟喉，入蜀要沖，興衰一如河池（徽州）。清初顧祖禹《讀史方輿紀要》言其：“接壤秦隴，俯瞰梁益，襟帶東西，稱為要地，隴蜀有事，河池其必爭之所矣。”清康熙楊恩《鞏昌府志·形勝》說：“河池，巖山環峙，江水合流；東接連云，西盤百頃；關隘扼喉，溪谷張翼；為秦隴之藩屏，控巴蜀之門戶。縣接秦隴，而地控天水、連漢中，稱為要害。”乾隆抄本《徽縣志·城池》：城門南曰“通蜀”，北曰“眺隴”。嘉慶張伯魁《徽縣志·疆域》稱：“徽縣，古河池（元改徽州，明降為縣），從來用武之地也。襟帶隴蜀，形勝險阻。”該志“沿革”中“栗亭”條：“考自建炎、紹興間，金人爭地，河池縣乃遭殘破。”可知宋栗亭杜公祠，頹圮于兵燹。

　　據史料，栗亭杜公祠今存遺址，源自明正德年間（1506-1521）。《徽郡志》記載：“杜少陵祠，在栗亭西。正德中御史潘公倣建。”潘倣，字景哲，洛陽人，正德六年辛未（1511）登進士第，授監察御史、都察院右都御史，巡撫山西、浙江、遼東，嘉靖初平定大同兵變，嘉靖五年（1526）建浙江萬松書院，文采出眾，工于書法（《明清進士錄》）。嘉靖《陜西通志》卷十九《全陜名宦·巡按甘肅御史》載：潘倣巡按甘肅在正德十五年（1520），次年他已離任，繼任者為山西洪桐縣人許鳳翔。據此，明正德栗亭杜公祠的修建，當在正德十五、六年間（1520-1521）。至于潘倣因何要在栗亭建杜公祠，《徽郡志》未做詳述。清康熙五十八年（1719）童華祖撰《重建杜少陵先生祠堂記》（碑額“百世詩宗”）碑文說：“正德間，侍御史潘公因覿先生于夢中，遂就地建祠而崇祀之。”該碑刻今存徽縣文化館。從“就地建祠”的記述看，應該是潘倣按察栗亭，夢見杜甫，由此產生“崇祀”意愿，故而修建杜公祠。

　　今存于栗川鎮杜公村杜公祠堂的《縣治西三十里杜公祠為修樂樓并歷述建祠始末序》碑，鐫刻于民國二十九年（1940），對潘倣創建栗亭杜公祠有頗具文學性的記述：“潘公命典試文（縣）、徽（縣），駕臨茲土，夢睹先生于途中，越□日，詢諸土人，有二三黃發為言故老傳聞曰：‘唐至中葉，窮逆悖亂，帝京凌夷，杜工部少陵先生遂致仕歸隱，度隴客秦，由秦（州）之成（縣）適徽，結庵于墩山之側，垂釣在元觀之下。哲人已萎，遺跡猶存，迄今漁人樵牧經其故址，莫不動物是人非之感焉。疇昔之夜，公夢醒吟而過車前者，不□是耶非耶？’公曰：‘然！’遂厚捐樂施，囑此地紳耆二為之建祠焉。”（文見趙逵夫《隴南金石校錄》）顯然，出于潘倣創建杜公祠原碑抄錄，可解當初建祠的細致因由。

　　按金石文獻和方志資料，自潘倣以后，明清至民國曾有五次大規模重建、重修栗亭杜公祠的情況。明萬歷（1573-1620）中，州牧左公（左之貞）“重修祀堂三間”；清康熙丁酉冬（1717）觀察使童華祖、知州周元良重修，“獻宇三楹”；清乾隆六年（1741）徽縣知縣牛運震增修杜公祠，“置守祠二戶，購田十畝以供春秋享祀”；清嘉慶丁卯、己巳間（1807-1809）知縣張伯魁重修杜公祠，“祠門左右，各增置耳房二間，又增瞻祠田十畝，俾司春秋享祀，歲時修葺”；清光緒十六年至二十六年（1890-1900）生員王倜、知縣張若金重修，“歷時十年，動畫工完，獻殿始見，廟貌重新，古跡宛在”，刊刻《重修杜少陵先生祠堂記》（即《詩范永垂》碑，現存于栗亭杜公村原址）記載了重修杜少陵祠的情況以及杜公祠的歷史發展淵源；民國二十九年（1940）當地士紳、鄉民再次集資對杜公祠進行較大規模修葺；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栗亭杜公祠作為公有財產分給一范姓農戶居住，1962年祠堂被其完全拆除。傳聞1992年在杜公村還發現一塊宋代《杜甫詩苑》文字石碑，惜今不知所蹤。

　　現存明清以來栗亭杜公祠石刻文獻，描述了這一時期本地仕宦心目中不同層面的杜甫形象。明代潘倣、左之貞原碑已佚，碑文片言只語見于方志或其他史料。而從清初到民國的碑文，計有楊三辰《江河紀略》、童華祖《重建杜少陵先生祠堂記》（別稱《百世詩宗》碑記）、張思□《杜少陵先生年譜》、牛運震《杜公祠記》、張伯魁《重修杜少陵先生祠堂記》（別稱《詩范永垂》碑記）、佚名《元觀峽題刻》、佚名《杜公祠為修樂樓并歷述建祠始末序》等七種。碑記杜甫形象主要在以下三個方面：第一，神化、圣化形象，具體表現為萬方多難的詩圣形象、忠君士大夫形象，側重于強調杜甫的忠君品格和儒家情懷，“激騷揚雅，出于忠愛真意之至性，足以興起百代”“何徽之人士思之深、慕之切于千載后”；第二，偶像化、道德化形象，側重于表現杜甫的詩家國手和憂國憂民方面，突出教化后世和報國之情，“潘公之為是祠，以存子美于栗亭，可謂關涉世教者”；第三，勸誡化、學問化形象，側重于深懷對杜甫仰慕、崇敬之情，突出他才高命蹇的艱難和德范詩才之共體，正所謂“生有聞于當時、歿有傳于后代，世之學者，以今為明昭，建祠崇祀，讀書講道，效法先賢”。

　　隴蜀栗亭杜公祠碑刻群載記杜甫形象，淵源非自一處。或來自詩文流播：“周覽斯川之體勢，繁衍周布，唯子美之詩于今可證”，口耳相傳“后之人覽其作，悲其志”“子美有靈，千載后猶樂思此地，妥彼去國離家之神”；或情境生感：“思追表其遺跡，寶重愛惜”“悲慨時事，吟詠孤懷”；或個人興會：“高望遐思，溯其所以興懷，低徊致意”“覿先生于夢中”“表遺韻于先賢，撫往跡而太息”等等。由此可見，隴蜀地帶仕宦文人表現杜甫精神風貌或人格魅力時，首先通過鋪排陳述的言語迫切表現出飽含的深情：“少陵先生不產于徽，亦無深澤厚惠及于徽”“勿忘盛事，文化之人，人眾且遠”；再由此折射出一個“人民詩人”、詩中圣哲“眷顧宗國，惻戀兄弟”。在當時熱愛詩歌和崇尚道德的人心里，杜甫如何已達到“憂在君父，忘身賤貧”“千秋萬歲名，不盡身后事”的境界，并永遠為后人所銘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