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題】巡禮馬銜山玉文化與文學融合發(fā)展考察活動

何為諸夏 良渚齊家

郭大順

　　受考證“禹興于西羌”及齊家文化與二里頭文化關系諸多論述的啟發(fā)，對齊家文化與夏文化的關系，談三點想法：

　　一、關于古史傳說與考古的結合

　　包括積石山在內的臨夏地區(qū)有關夏禹的傳說多，需要考古證據(jù)。這涉及古史傳說與考古有機結合的問題。有關古史傳說中五帝時代的歷史等，文獻記載少，詳實程度低，不同理解多。復原中國文明史開端的這段重要階段的歷史，主要依靠考古學，老一輩學者對此冀于希望。考古學者既要避免以往的簡單比附，也不必因此而過于謹慎，應抱積極態(tài)度。因為這是考古學者特別是史前考古學者義不容辭的責任，要“念念不忘”（蘇秉琦語）。同時考古學作為一門獨立的學科，要實現(xiàn)考古與古史傳說的有機結合，有一個依靠本學科理論指導和方法論問題，而不是消極等待有類似于殷墟那樣可以直接對號的文字發(fā)現(xiàn)。而且隨著考古成果的積累，我們還體會到，文獻記載的可信度和理解的準確度，要靠考古學研究成果來檢驗和相互印證。可喜的是，目前在歷史考古界從中華多元一體的歷史發(fā)展大勢看待五帝時代的歷史已漸多共識，多認識到五帝時代不只《史記》中所記的那五個代表人物，更不是幾個代表人物前后一脈相承的關系，而是眾多部族集團并行發(fā)展、相互接觸交流的形勢，這就使考古與古史傳說五帝時代結合的眼界大為開闊。同時，從古史記載五帝時代的時空框架即五帝時代可分為前后期和諸代表人物的活動范圍不限于中原，時代特點即諸部族接觸交流頻繁（“諸侯相侵伐”）等入手，與考古學揭示的從仰韶時代到龍山時代中原及周邊地區(qū)諸主要考古文化發(fā)展演變的對應比較研究，已取得重要成果，從而證明中國歷史上確有一個五帝時代，對五帝時代諸代表人物的活動軌跡從考古學上也已有蹤可尋。齊家文化與夏文化關系的研究成果就是其中的重要內容。

　　二、齊家文化與良渚文化

　　玉琮和玉琮與玉璧的組合是良渚文化也是齊家文化玉器的主要特征，這是論證這南北兩支古文化關系的切入點。特別是玉琮與玉璧在馬家窯文化之后的齊家文化突然大量出現(xiàn)，正是良渚文化高峰已過的階段，這一時代交替的契合可能說明齊家文化是良渚文化北上西遷的一支和落腳點。不少學者已注意到從良渚文化的遠途遷徙來解釋齊家文化與良渚文化的關系。

　　并多對良渚與齊家玉璧、琮進行具體比較：齊家文化玉璧多大型，制作粗，少磨光，無紋飾，與良渚文化玉璧多相同點，不同的是非線切割而為片切割，非兩面鉆孔而為單面鉆孔；玉琮保持著良渚文化玉琮最主要特征的內圓外方，以方為主的正方體，但無良渚文化玉琮多見的“神人獸面紋”，而為素面，不過在良渚文化晚期也在同步經歷玉琮花紋從簡化到消失、出現(xiàn)素面玉琮的現(xiàn)象。出土狀態(tài)也有從墓葬隨葬品到祭祀坑的變化。比較的結果是，雖然齊家文化的玉琮璧在用料和制作方法以及埋葬方式上有所變化，但形制和配套組合的共同性是主要的。

　　就玉琮在良渚文化中的地位來看，玉琮是良渚文化諸多玉器之首，選成塊玉料，制作用“矩”，方圓結合，以方為主，被良渚玉器研究者視為中國古代玉器中獨一無二的作品。反山M12玉琮王的出土位置近正南北，形制和出土狀態(tài)都有如廟堂建筑，加上統(tǒng)一的神人獸面紋圖案，被譽為“移動的宗廟”。如與也為方形圓角、依南北中軸線布局的良渚古城址相互聯(lián)系來看，它們共同體現(xiàn)了“夏有萬國”的方國時代高度“規(guī)范化”的理念和特點。從古城、水壩到以玉琮為代表的玉禮器群，良渚文化是距今五千年前后即五帝時代前后期之間在環(huán)太湖流域崛起的一支最為發(fā)達的部族文化，它在五帝時代絕非配角。浙江地區(qū)多夏禹傳說，浙江學者陳剩勇先生力主良渚文化為先夏文化是可信的。如是，那玉琮就是夏文化最具標志性的器類，追尋良渚文化即先夏人由環(huán)太湖流域向北再向西的遷徙軌跡，玉琮就成為最敏感的指示器。

　　可以作這樣的推測：到達隴西的良渚人，與當?shù)睾蛠碜晕鞑康奈幕诤喜⒂心芰妱輺|進，對關中地區(qū)的周秦漢文化（素面玉琮或琮璧組合）甚至更東部的商文化（商晚期墓如殷墟婦好墓出齊家式玉琮）產生影響，這絕非邊緣文化所為，而只能是主流文化即夏人文化的擔當，從而于五帝時代之后，在夏人于中原建立王朝，夏商交匯以及周王朝的崛起等重大事件中，扮演重要角色，為中華多元一體格局和統(tǒng)一多民族國家的形成和發(fā)展作出重大貢獻。

　　三、齊家文化與夏家店下層文化

　　通過對齊家遺址的實地考察，直覺是與遼西地區(qū)的夏家店下層文化有不少共同之處：

　　齊家文化的分布中心在隴山西，由隴山西向隴山東擴展，夏家店下層文化分布中心在燕山北，由燕山北向燕山南延伸；齊家文化聚落選址在隴西高原的近河塬上，夏家店下層文化遺址選址多在近河高崗；齊家文化的經濟生活以草作農業(yè)為主，夏家店下層文化已發(fā)展了鋤耕農作；齊家文化房址居住面鋪白灰面普遍；夏家店下層文化房址也多鋪白灰面，另有土坯墻和石砌墻壁及砦墻；齊家文化與夏家店下層文化的陶器都以手制慢輪的黑灰陶為主，都有繩紋罐、三袋足器和豆；較為發(fā)達的冶銅業(yè)是這兩支文化又一共同特點，都多見銅刀；卜骨和綠松石鑲嵌在兩支文化中都較為常見；墓葬反映的社會分化和男女差別也有不少共同之處；齊家文化以盉與熊形銅牌飾與二里頭文化相聯(lián)系，夏家店下層文化則有與二里頭形制相近的陶鬹和陶爵。兩支文化的年代都在夏代范圍以內（約距今4000-3500年），他們各自與相鄰的客省莊二期文化和后岡二期文化關系密切，但都與廣義的龍山文化有所區(qū)別。是夏時期與夏立國有著直接關系的兩支早期青銅文化。如齊家文化為夏人西遷遺跡，夏家店下層文化則是與商文化起源有關的一支先商文化。

　　文獻有“諸夏”之稱，追溯到史前到夏和早商時期，從良渚文化到齊家文化，齊家文化與夏家店下層文化的諸多相似，齊家文化和夏家店下層文化與二里頭文化的密切關系等方面看，都展現(xiàn)出夏時代前后“諸夏”的圖景，這是解讀夏代歷史的又一角度，也是史前考古與古史傳說有機結合較有說服力的一例。

　　作者簡介：

　　郭大順，1938年生，河北省張家口市宣化人。北京大學歷史系考古專業(yè)研究生畢業(yè)，導師蘇秉琦。先后任職于遼寧省博物館、遼寧省文化廳，從事北方新石器時代和青銅時代考古研究。發(fā)現(xiàn)并主持牛河梁紅山文化遺址發(fā)掘、發(fā)掘報告編寫和前期保護規(guī)劃。著有《追尋五帝》《龍出遼河源》《紅山文化》《東北文化與幽燕文明》《匯聚與傳遞-郭大順考古文集》等。現(xiàn)為遼寧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名譽院長、遼寧省文物局專家組組長、中國考古學會名譽理事、國家文物鑒定委員會委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