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里山外》的故事

　　創刊之初的《十月》雜志

　　【文壇述往】

　　我從上世紀70年代末開始寫作，磕磕絆絆到今天，每一步都走得很艱難。在這種艱難的磕磕絆絆中，始終閃爍著文學編輯辛勤的身影和他們身上散發出的人格光芒。

　　剛開始文學創作時，我的一次次投稿四處碰壁——而那之后，直到今天，情況并無太大改觀。退稿好像是我的寫作的影子，不離不棄。1979年發表《小鎮上的將軍》后，我被調到省文化部門一個研究單位拿工資，專職寫作，這給了我莫大的壓力，內心陷入深深的迷茫。1980年在中國作協文講所，王安憶看到報上一篇關于我的評論文章，盡是好話，完全避開了我的寫作的平庸和困窘，問我：“你高興嗎？”我無言以對。

　　在一兩年的時間里，我每天面對稿紙，腦子一片空白，一整天一整天地發呆，把許多等待奇跡的人急壞了。省報上有了公開的議論，關于我的“苦悶”，關于讓我離開基層是否明智。私下的議論就更加尖銳了，說我“本來就不是這塊料”，還有人形象地借用當時的計劃生育政策諷刺我的創作：“只生一個好。”我痛苦不堪，覺得自己誤入歧途，暗中打主意改行。

　　有一天，我在單位資料室胡亂翻看雜志，被一篇外國翻譯小說吸引。這是一個蘇聯作家寫的短篇，講一個集體農莊的青年進城賣農產品，他很誠實，卻不被信任，很生氣，幾乎跟人打起來，鬧了許多笑話，最后以皆大歡喜結局。我眼前一亮。回到省城前，我做過一段時間農民通訊員，在一個山區公社采訪的時候，也聽到過類似的故事：

　　一個山里青年把自家燒的木炭挑到集鎮上賣，鎮上人故意挑剔，一會說燒炭的樹木不是硬木，一會說炭沒有燒透。那青年火了，把兩大簍子炭全倒出來，一根一根地在地上踏碎，一邊踏一邊說：“給你看，給你看，是不是硬木，燒沒燒過心！”

　　我照搬那個蘇聯小說的結構，把這個情節塞進了現成的框架，表現山里人的單純、樸實、硬氣，題名《山里山外》，給了《十月》，不久就發出來了。

　　長時間的壓抑稍稍緩解，收到樣刊的時候，我長舒了口氣，一陣輕松。然而有一天，單位一個同事悄悄告訴我，領導收到了檢舉信，說我抄襲。檢舉信還說，已經要求《十月》編輯部刊登啟事，聲明《山里山外》是個抄襲作品，以向讀者檢討。

　　當時，我站在陽光燦爛的大街上，一陣眩暈，用得上《靜靜的頓河》里的一句話：“抬起腦袋，看見頭頂上是一片黑色的天空和一輪耀眼的黑太陽。”

　　抄襲就是偷竊，沒有比這更難堪的過錯了！我不能肯定我那樣做一定是抄襲，但我也不能否認，《山里山外》的確是從那個蘇聯小說的模子里脫胎出來的。我更不能左右《十月》編輯部對此做出的判斷，單純站在刊物的角度，他們完全可以采用更嚴格的判斷標準。

　　把我從縣里調進省城的領導對那封檢舉信的反應是讓我去洪澇災區搜集素材，換換腦子。但這并不能消除我對《十月》可能刊登的“啟事”或是“讀者來信”的沉重擔憂。它就像達摩克利斯劍高懸著，隨時可能落到我的頭上。我惴惴地等著這一天的到來，惶惶不可終日。啟事一旦刊登，對于我，無異于法院的死刑布告。

　　然而，一期又一期《十月》出來，每一期我都在郵件到達單位資料室的第一時間搶在手里，始終沒有看到那則“啟事”或是“讀者來信”。《十月》的責編不時給我來信，也從來沒有提到讀者的檢舉，只是一如既往地組稿。去北京出差，我特地去《十月》編輯部，忐忑不安地等著可能的詢問。但是沒有。有的只是一如既往的笑臉、問候、到家做客的邀請。對我新寫出的每一篇稿子，總是給予正面積極的肯定，即便是一鍋夾生飯，他們也會從中發現哪怕是極微小的一點進步。

　　我終于明白，有關《山里山外》的“啟事”或是“讀者來信”是永不會在《十月》刊出的。直到《山里山外》引起的風波完全平息，《十月》始終沒有一個人跟我提到過那封檢舉信，我相信他們深知我的自尊心有多么脆弱，深知這樣一場因內容似是而非的檢舉造成的危機，對于一個初入道的年輕作者的寫作，會帶來怎樣毀滅性的結果，深知幫助一個文學新人順利成長，比讓他在挫折中消沉要好。

　　對年輕人的犯錯，批評和教育無疑是必要的，即便采取公開的、示眾式的方式，當事者也只有老實接受。但原諒和理解也不失為一種選擇。因為，原諒和理解其實也是一種教育，有時候可能是更有效的教育。

　　除了對我的心理造成莫大的困擾，《山里山外》是一篇毫無影響的作品，但對我的寫作生涯卻有著極重要的意義。《十月》編輯部扶持青年作者的真情、高度的專業水準和職業精神，給予我巨大的前行的力量。我唯一能做的，就是不再退縮，加倍努力，決不讓所有善待我的人們失望。

　　投身文學幾十年，雖無驕人成績，所幸終日矻矻，與文學相伴了一生。朋友曾與我談及一同起步的同行許多已巍然成為參天大樹，嘆息我們的才情有限，始終不成氣候，最多算棵草而已，很沒勁。我同意他的比喻，卻不同意他的自卑。沒有長成參天大樹，長成了草，也是文學原野上的生命。而且，一粒種子，能長成一棵草，生動地活著，其實也不容易。參天大樹不是一天長成的，草又何嘗是？天時地利人和，一樣都不能少。不說社會、歷史那些高大上的原因了，僅僅是為了幫助一個寫作者堅持寫下去，那些有責任感的編輯就不知要付出多么良苦的用心。

　　《詩·小雅·菁菁者莪·序》說的“菁菁者莪，樂育材也，君子能長育人材，則天下喜樂之矣”，完全可以作為敬業的編輯們的寫照。《十月》早年的幾位恩師，多已去世，依舊健在的，也早已退休。然而我覺得，他們一直在我身邊，引導著、扶持著、鼓舞著我，無論做人還是作文。多年來，《十月》編輯部經歷著人事更迭，但一直傳承著擇稿嚴格而又善待作者的刊風：不成熟的稿子，直言相告，該退即退，絕不遷就；決定刊用的稿子，多予鼓勵，絕不吝惜肯定和建議。他們讓刊物成為作者永遠可以依靠的溫暖的娘家。才力不濟如我，之所以至今還舍不得把筆放下，除了對文學的癡心之外，無疑跟所有善待我的刊物給予的溫暖和支持有最直接的關系。

　　（作者：陳世旭，系當代作家，作品《小鎮上的將軍》獲全國第二屆優秀短篇小說獎，《鎮長之死》獲首屆魯迅文學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