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侯迎華（華東政法大學副教授）

　　黃侃作為國學大家，其《〈文心雕龍〉札記》被譽為現代《文心雕龍》研究的奠基之作。一般認為其重點是對劉勰《文心雕龍》創作論的理論研究，對文體論涉及較少。因為《文心雕龍》一共二十篇文體論，而《〈文心雕龍〉札記》僅涉及六篇。實際上在《宗經》篇和《總術》篇札記中，也論及了劉勰文體論的幾個問題。這些材料卻未有人注意。于此我們對《〈文心雕龍〉札記》折射出黃侃的文體論予以探討。

　　第一，黃侃《文心雕龍札記》明確文體分類標準以表達方式為主，將文章分為論理、論事、敷情、紀事等四種，開啟了現代散文分類觀念。其于“宗經”篇札記云：“論說辭序，則易統其首——謂《系辭》《說卦》《序卦》諸篇為此數體之源。尋其實質，則此類皆論理之文；詔策章奏，則書發其原——謂《書》之記言，非上告下，則下告上也。尋其實質，此類皆論事之文；賦頌歌贊，則詩立其本——謂《詩》為韻文之總匯。尋其實質，此類皆敷情之文；銘誄箴祝，則禮總其端——此亦韻文，但以行禮所用，故屬《禮》；紀傳移檄，則春秋為根——紀傳乃紀事之文，移檄亦論事之文耳”。這里可以看到，黃侃將劉勰標舉的二十種文體，分為論理、論事、敷情、紀事四種。第一種“論理”類似于說理，黃侃認為論說辭序像《系辭》《說卦》等《易經》的傳，是解釋、說明易經的，所以劉勰說這幾種文體起源于《易經》。論理或說理兼有議論、說明兩種表達方式，但以說明為主。第二種“論事”，黃侃認為詔策章奏移檄都屬于“論事”。“論事”并非黃侃首創，劉熙載《藝概·文概》中就有了敘事、論事并提的說法：“西漢文無體不備，……敘事則司馬遷，論事則賈誼”，“敘事要有法，……論事要有識”。所以論事不同于紀事，論事要有見識，在表達方式上以議論為主。第三種“敷情”類似于描寫和抒情，賦頌歌贊都是韻文，從《詩經》里來，賦就是“敷”，有鋪陳、展開之意，相當于描寫，情指抒情。第四種“紀事”類似于敘事，史書的紀傳文體給人物作傳，屬于記敘的表達方式。黃侃的四種分類，其實暗含了說明、議論、抒情、描寫、記敘五種現代表達方式。現代散文觀念興起后，賀玉波《小品文作法》將小品文分為記敘類、抒情類、說理類等三類十二種。這種三分法后來成為現代散文分類的一種基礎分法。但追根究源，黃侃的論理、論事、敷情、紀事四分法，可謂是現代散文分類的濫觴。

　　第二，黃侃雖然贊同劉勰文可兼筆、合筆于文的文筆觀，但札記對《文心雕龍》文體論部分論述較少的事實，則是他區分文筆的真實態度體現。《札記》在《總術》篇中對劉勰以及六朝時的文筆觀念給出了自己的見解。一方面黃侃貼合劉勰文合于筆的原意，克服了阮、劉、章等人學說的偏頗之處。黃侃批評阮元《文筆對》“無情辭藻韻者不得稱文”過于嚴苛，把筆中的許多名篇排斥在外，不足以解釋文學發展史上的各種復雜現象，認為“然彥和雖分文筆，而二者并重，未嘗以筆非文而遂屏棄之，故其書廣收眾體”，并舉例指明《文心雕龍》一書并重文筆之辭，如“文場筆苑，有術有門”，“文藻條流，托在筆札”等，認為這都是“論文與論筆相連，曷嘗屏筆于文外哉？”進而認為“與其屏筆于文外，而文域狹隘，曷若合筆于文中，而文囿恢宏？”由此，他提出文筆并重、合筆于文的觀點。

　　但另一方面，又承認情辭藻韻“亦私心夙所喜好”，坦承自己對敷情類純文學的喜好。這種喜好體現在黃侃論《文心雕龍》的文體論僅選擇了《明詩》、《樂府》、《詮賦》、《頌贊》、《議對》、《書記》等六篇，其中有韻之文四篇。黃侃不予論及的文體，首先看“筆”類，有史傳、諸子、論說、詔策、檄移、封禪、章表、奏啟八篇，均是用于敘事、說理和論事的。對于劉勰歸之于“文”的作品，黃侃也有不同意見，認為“彥和之分文筆，實以押韻腳與否為斷，并無有情采、聲韻為文之意。”所以對劉勰歸之于“文”的祝盟、銘箴、誄碑、哀吊等文體也未論及。而事實上這些文體我們今天是歸入日常應用文的。劉勰文體論以公文為主，大部分文體可歸于廣義的公文范疇。黃侃心中并不喜好這些公文文體，故而論之較少。可以說選擇即評價，這種事實上的選擇體現了黃侃對純文學的認識。現存黃侃著述中還有不少詩詞作品，也說明他對純文學的偏嗜。

　　第三，黃侃認為文學和非文學的界限，不是簡單表現在寫作手法和文體差異上，而是體現在寫作目的上。首先，黃侃指出劉勰不以有韻無韻、有情采聲律與否分文筆。“案《文心》之書，兼賅眾制，明其體裁，上下洽通，古今兼照。既不從范曄之說，以有韻無韻分難易；亦不如梁元帝之說，以有情采、聲律與否分工拙，斯所以為籠圈條貫之書。”同時黃侃在《頌贊》篇札記指出“韻文之屬十又一，《明詩》盡《諧隱》加以《封禪》一首是也。”劉勰文體論本來《明詩》到《諧隱》十篇為文，《史傳》到《書記》十篇為筆，黃侃發現《封禪》是韻文，但卻排列在后十篇筆的行列，亦可作為劉勰不以有韻與否區分文筆的證明。接著，黃侃表明了自己對于以聲律、辭采判分文筆的看法，曰：“文筆之辨，繳繞糾纏，或從體裁分，則與聲律論有時抵牾（永明以前雖詩賦有時不合聲律）。或從聲律分，則與體裁獲致參差。（章表奏議在筆之內，非無高文，封禪書記，或時用韻。）”認為詩賦等純文學作品也有不合聲律之處，章表、奏議、封禪、書記等屬于筆的公文作品也有辭采高妙、合于聲韻的佳作。文學和非文學的界限，并不在于是否運用了情采聲律等文學的表現手法，而在于作品的寫作目的，是用以敷情，還是用于論理、論事，“施用于世俗”。

　　綜上所述，黃侃重視屬于純文學類別的文體，體現了他區分文筆的真實態度，打破了傳統乃至現代人們仍糾結于“文學文體”“文章文體（應用文體）”的歸類觀念。聯系歷代而今的創作事實，人們采用公文文體也寫出過《出師表》（諸葛亮）、《北山移文》（孔稚圭）之類的美文，而采用詩詞之類的文體也有不少味同嚼蠟的作品。究其原因，就在于寫作目的的差異。總之，黃侃的這些文體觀念是我們論述其國學成就時不容忽視的。

　　《光明日報》（ 2022年11月28日 13版）